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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19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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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192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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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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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投资理财策略:成就财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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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大萧条时代》 编辑推荐

《大萧条时代》 内容简介

《大萧条时代》 重复大萧条时代?

《大萧条时代》 目录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1)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2)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3)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4)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5)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6)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7)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1)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2)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3)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4)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5)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6)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1)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2)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3)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4)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5)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6)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7)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1)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2)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3)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4)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5)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6)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7)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8)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1)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2)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3)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4)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5)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6)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7)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8)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9)

《大萧条时代》 寻求保障的时代(1)

《大萧条时代》 寻求保障的时代(2)

《大萧条时代》 寻求保障的时代(3)

《大萧条时代》 寻求保障的时代(4)

《大萧条时代》 寻求保障的时代(5)

《大萧条时代》 寻求保障的时代(6)





《大萧条时代》 编辑推荐


“我认为美国正处在新的大萧条的开始阶段,这次大萧条比上世纪30年代的那次更严重。”

——威廉•恩达尔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

《石油战争》的作者

“这次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格林斯藩

前美联储主席

这是一段令人无法忘怀的历史,

这是一次想起来就会感到战栗的记忆,

这是一个随时会变成噩梦,并让人从睡梦中惊醒的时代。

今天与过去,何曾相似?

无数评论家在点评当下经济金融形势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那个可怕的时代——1929至1941的金融危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期,道琼斯指数跌去90%,全球达5000万人失业,生产倒退20~30年,工业生产下降37.2%,美国10万多家企业破产,美国6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30%,物价暴跌33%,国际贸易缩减40%。整整萧条了12年,历任两届美国总统才把国家从萧条与倒退中拯救出来。现在,那个时代被频频提及,绝对不是凭空想象,今天与过去有何相似与不同,不需要猜测只需要了解那段大萧条时代的历史,自然会比较会分析,以史为鉴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让现在的人们远离那些可怕的悲剧,不再因重复错误而受到冲击和伤害。





《大萧条时代》 内容简介


1929年10月中旬,美国前总统胡佛向无限乐观的美国人民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

言犹在耳,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黑色星期一”,当天,股指暴跌13%。接着第二天,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迅即拉开,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美国乃至全球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大危机就此拉开序幕,乐观的人们迎来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时代。

在这次大灾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即便如费雪这样的大经济学家也不能幸免于难:在数天中,损失数百万美元,顷刻间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在贫困潦倒中与世长辞。

那些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从262美元缩水至21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从92美元,缩水至7美元……同样伤痕累累,只剩残喘。

由通胀到萧条,5000万人失业,不计其数的人流离失所,仅美国在3年内企业即破产10万家。全球工业生产下降37.2%,直接倒退至20、30年前的水平。





《大萧条时代》 重复大萧条时代?


重复大萧条时代?

黄晓艳

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道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不过,人类的记性似乎并不是太好。“前车之鉴”的话虽说常常挂在嘴边,可“重蹈覆辙”的事从来都不少见。于是乎,历史也就只好这么“惊人地相似”下去。

人类似乎还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这就是:每当; 有重大的社会变革或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总有人喜欢去翻翻历史这本老账,这一翻不打紧,往往会把自己吓一大跳,或者倒吸一口凉气:何其相似乃尔!

面对眼下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海啸,面对这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乔治•W.布什语),人们在手忙脚乱、仓惶失措之余,最频繁地浮现心头的历史联想,多半是70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吧。那场危机始于1929年10月底的华尔街崩盘,然后迅速从金融领域波及实体经济,最后将整个世界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间长达十余年。漫长的十年萧条不仅给美国、而且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创痛,让每一个亲历者事后回想起来都不由得心惊胆寒。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噩梦。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创痛之酷烈,影响之深远,都堪称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吧。

美国历史学者狄克逊•韦克特(DixonWecter)的这本《大萧条时代》(TheAgeofGreatDepression)所记录的,便是这样一本历史老账。翻开这本老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全景式的历史图卷。它没有过多纠缠于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惊心动魄的贴身搏杀,而是把触角伸向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身处繁华都市的失业工人,到逃离“尘土盆地”的受灾农民,从孤苦无依的老人,到饱受剥削的童工,从贫困的中西部佃农,到东海岸的知识精英,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大萧条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艰难转型。

然而在我看来,本书着墨最多、用心最深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危机中的政府责任。众所周知,放任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们深信不疑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在美国找到了它最虔诚的信徒。创造1920年代所谓“柯立芝繁荣”的柯立芝总统,不消说是放任主义的忠实信徒,就连信奉“社会工程学”的“伟大工程师”赫伯特•胡佛也是如此。然而,大萧条改变了一切,“罗斯福新政”改变了一切。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政府责任”。新政把它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像罗斯福的“炉边谈话”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千家万户一样。然而,我们究竟是要爱管闲事的“干涉主义”,还是要无为而治的“放任主义”;是要亚当•斯密,还是要约翰•M.凯恩斯,这永远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读过这本《大萧条时代》之后,我想很多读者都会同意: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这大概也是本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大萧条时代》 目录


从富足到寒酸

新的生活设计

百日新政

公民及其政府

变革中的城乡

寻求保障的时代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1)


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上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很快就会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切实——看上去应该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50岁生日。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在消费市场上,已经显示出过度的征兆,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美国人都在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为购买力的不均衡。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观察者写道:“郊区社群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某些组织——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团结和友谊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龙联盟这样的组织所面临的道德麻烦,导致了严格的管制,他担心,这预示着“滋生未来法西斯党的群体,如果真有法西斯党的话”。巴比特①没准脱掉了他整洁的绸衫、换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对一致性——就其对物质成功的促进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想必会懂得这个时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似乎已经被快速致富的捷径所取代。

1929年1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Time)杂志向沃尔特•P.

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68层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R.

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华尔街崩盘之前的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登载了新创刊的《财富》(Fortune)杂志(以“绝无仅有的一年10美元的价格”)长达3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I.

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像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一家到1932年破产时留下了数百万未付债券的投资公司S.W.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

大多数在1918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2.50美元的口红和价值50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性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70,950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像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2)


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阳黑子,这些并不清楚。猜测披上了预言的外衣,希望抢先于计划。乐天派相信,老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另一些人则勉强承认,困难的日子可能回来,但每一场暴风雨过后,天空总归还会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阳光的一面的话,正如这个季节最流行的歌曲所告诫的那样。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它既非所谓有闲阶级的垄断,也不为共和党人所独享,尽管他们总是竭力要把这一切归到自己的名下。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0,000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我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

1929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

拉斯科布是这样声称的。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这一制度,被有点含糊地视为美国的职工分红、甚或是社会保障的等价物。

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E.

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有人估算,20世纪20年代的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

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比如塞缪尔•英萨尔在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的领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身为总统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一只96英寸的狗摇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1930年1月,几乎就在它轰动一时的破产导致将近50万存款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之前,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公司是“刚性的”,即:其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但很多公司是“软性的”,这意味着对投资证券的选择很宽泛。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据说,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说损失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

信用的过度膨胀,是1929年接下来那场灾难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续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的庞然大物——330亿美元的公债(联邦的、州里的和市县一级的),1,000亿美元的公司和个人债务——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是一股新的力量,一位经济学家把这一力量比做物理学的原动力——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依然被某?人鲁莽地滥用着。1929年,普通的美国人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比方说,国际金融的增长,依靠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就连华尔街在其1929年9月3日空前高峰时所记录的80亿美元的信用(以经纪人贷款的形式),他们也全无概念。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3)


普通人更熟悉像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打垮“销售阻力”——常常是小市民当中的购买力不足——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萧条的强光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像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种老式美国所不熟悉的相互依赖,成了基本的经济事实。工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结构,结合了工会和劳动立法所强加的组织结构,不知不觉地把放任主义的灵活性转变成了某种更刚性、更难对付的东西。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像劳资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烟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万美元。

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盘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最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1929年接下来的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很快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强调这一反常。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潜在生产能力全国调查”后来把1923~1929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富人当中的存钱狂欢”。

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未雨绸缪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介绍他们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作的一项研究时指出,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总收入的3倍。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的630倍。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4)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业(比如汽车业),据说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从这种丰裕中,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计算利润,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而要基于广泛而长期的购买力,不难证明,这样做更明智。后代子孙多半会同意胡佛总统事后发表的观点,他在对技术专家发表了一通赞扬之后,接着评论道:

当我们充分理解了20年代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通过省力设备)传递给消费者。

另外一些人对工程师们的态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谴责,而不是赞扬。有人指控,他们的创造天才让机器取代了人。当然,创造发明在颠覆群体平衡上的作用并不新奇。在过去,管理层有时候显得不愿意对设备拆旧换新;更常见的是,劳动者害怕这些“铁人移民”。自然,面对最早的大范围失业所带来的威胁,机器受到了指控,因为这一代人比起他们的先辈,更不容易相信一切灾难都是神秘的天谴。很快,在忧惧之后,紧接着出现情况的是:技术的表现太出色了,以至于带来了一大堆关于社会工程学的观念。让工厂摆脱掉浪费和低效的这种魔法,能不能给社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呢?这一希望——对美国人的生活来说,它比对应用科学的必胜信念更新——带来了很多东西,从“伟大的工程师”胡佛,到国家复兴署,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管制经济的其他观念。在1929年,很少人能预见到这一计划的所有路径。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庞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平衡正在失衡:工资与价格、生产与消费、机器和人力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繁荣世界上,第一场风暴在10月末降临了。像启动阿尔卑斯山雪崩的隆隆炮声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恐慌,开始于被投机者推到奇高的23支股票。第二天——“黑色星期四”——见证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经纪人们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风闻关于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一起,注视着脚手架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病态地期待着他一跃而下。

起初,那些金融魔术师们看上去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灾难,但是,正当公众为他们欢呼喝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一阵令人晕眩的踉跄把市场推入了新的深渊。人们普遍相信。这些巫师只能把正在倒下的大树支撑一会儿,时间长到刚好足够逃离树下。10月9日,创下了挂牌待售的可怕记录,总共16,410,000股。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有150亿美元的市值消失得无影无踪,年底之前,损失估计高达400亿美元。

最初的震惊过后,官方的乐观主义重新抬头。这一代人被教会了要做“一头美国的牛”,他们习惯于作出反应。感觉到最初摇晃,很多人似乎就像一艘已被甲板下的冰山所割裂的豪华邮轮上的乘客一样,不相信情况的严重性。起初,当乐队还在继续演奏的时候,救生艇只被列为无足轻重的小摆设。曼哈顿那位衣冠楚楚的市长吉米•沃克要求电影只放映一些兴高采烈的画面。给患者的建议,是让他试试以毒攻毒的办法:《真故事杂志》(True

Story

Magazine)在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怂恿工薪阶层以赊帐的方式购买更多的奢侈品。“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是来自《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愉快保证。11月初,曼哈顿一位珠宝商在橱窗里摆上了一根“价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项链”,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透露,他们计划在百老汇建一家15,000,000美元的剧院酒店。广播电台大声嚷嚷:“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11月7日,一首叫做《幸福时光再次来临》的热门歌曲因为一部新的有声电影而被授予著作权,这部电影的名字倒是颇为贴切,唤作《追逐彩虹》(Chasing

Rainbows);三年之后,这首歌?成了“新政”的竞选歌曲。1930年初,随着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廉价收音机的制造者们推出了一种“繁荣模式”。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5)


美式幽默的溶解剂早已开始向这场危机发起进攻。有一些冷笑话,说的是高盛集团的每一股都配发免费左轮手枪,还有笑话说,客房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登记者:“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不久之后,当大规模失业开始占领来自华尔街的头条新闻的时候,虚张声势便取代了尖酸刻薄。广告开始问:“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商店破产了,黯然离去的店主在大门上涂写这样几个大字:“本店由错误所开”(如果他是个幽默者的话),或者写上:“破产和厌弃”(如果他满腹忧伤的话)。1930年10月19日,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把本周定为“商业信心周”,予以庆祝。繁荣就在对面的街角那儿,没准已经拐过了街角呢。

大牛市的势头还暂时在支撑着某些企业。例如,1931年见证了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开张,以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的落成,这幢大楼共120层,顶端是一个用来停泊飞船的系泊杆——但从功能上说,就像它所超越的、离它最近的竞争对手克莱斯勒大厦的金属针一样毫无用处。这些宏伟的商业宫殿,每一幢都有很多楼层幽灵般地空着,超前于时代。同一年,还公布了建筑师们为纽约城最令人难忘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所设计的平面图,这些设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实现了。它容纳了播音室、华丽的电影厅和音乐厅、外贸辛迪加及其他商业公司,规模空前,这个建筑群以简朴灰色调的70层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尖顶为最高点。

有些建筑批评家预言,这些将会是美国大都市时代最后的恐龙,并确信,这样的虚荣自负是弄巧成拙,除了交通堵塞、过度拥挤和债台高筑之外,其他的促进甚少。像这个世纪其他许多虚荣自负的东西一样,摩天大楼多半也是资不抵债。不管怎样吧,在1931年~1932年间,当繁荣的势头突然停止的时候,全国用于新建筑的费用下降了60%。到1933年,建筑师们所接到的业务,还不到他们在1928年的业务的七分之一。

庆祝活动的开幕和宽慰人心的声明,不再对这个时代的脾气。官方乐观主义的微笑,慢慢凝固为某种类似于苦笑的东西。1931年,爱德华•安格利把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收进了一本小书里,这本书有一个嘲弄的标题:《噢耶!》(Oh

Yeah!)。1932年初,出现了一本新杂志,叫做《大吹大擂》(Ballyhoo),它的第一期用玻璃纸包裹,有点商业戏仿的意思。不到6个月的时间,这份杂志的发行量窜升到了200万份,主要靠的是揭穿20世纪20年代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

公众一直在为自己的艰辛困苦寻找替罪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主党所雇用的一位精明的时评家查尔斯•迈克逊的帮助下,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旧报纸被称为“胡佛毯”①,野兔被称做“胡佛猪”,建在市郊的饥民棚屋被称做“胡佛村”。公众憎恶的很大份额也落到了富甲一方而又令人讨厌的安德鲁•梅隆的身上,最近,他被商业界尊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1932年2月,梅隆高高兴兴地放弃了他的部长职务,明升暗降,当上了驻英国大使。

正如柯立芝总统在全盛时期所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但现如今,奢侈和娱乐,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忙乱感(正是这种感觉,为兴旺发达的城区或郊区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质上的物质主义的外衣),突然之间都被剥夺了。这次最大的经济倒退,让数百万市民猛烈摇晃了一下,使得他们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时候,却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一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接下来是怀疑,再接下来是一点点无助,最后是愤恨。愤恨并不能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轻松一些:对手是无形的,不像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它刀枪不入,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

但是,这个敌人的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他那看不见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收入(主要是纸上富贵)的损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自烧其翅的飞蛾寥寥无几,那么是谁烧的呢?早在1930年春,当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把4月27日定为“失业礼拜日”的时候,这场危机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白领工人开始降薪,劳工们则在自己的工资袋中发现了解雇通知单。城市最早感受到冲击。最初的症状并不夸张:新车购买或新家动工的延期;年轻夫妇交出他们的公寓,去和父母同住;愉快旅行和剧院看戏的次数减少;清洁工、修理工和补鞋匠的业务更多了,而裁缝和服装商的生意则更少了。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像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性地发?的那样,1930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1930~1931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6)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1932年,一个本地商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劝说通用汽车不要封死他们已经废弃的曼西工厂的窗户,它们挡住了路过列车的清晰视野。这些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处世哲学还很顽固。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然后飞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相应的,在这一时间跨度里,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了2,390亿美元,这一下降,代表了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贬值。当然,全国有很多实体工厂,都在闲置和荒废中生锈。这三年,总共有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45亿美元的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一笔勾销,工资损失维持在260亿美元以上。

美国经济的债务融资结构基本上没什么改变——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3.5%——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通货紧缩在疯狂地继续,使得长期债务比借款人在借钱时所预期的更要命。作为薪金支付出去的钱减少了40%,分红减少了56.6%,工资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主要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额猛砍掉了40%。由于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带回家的钱维持生计,上述措施在头条新闻里看上去比在个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与生活费用相适应)从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经济金字塔的顶端,报告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从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尽管有来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层的反复保证:衰退已经触底——这帮预报员们喜欢称之为“终极低谷”——但总的商业趋势还是断断续续地下降了3年多的时间。

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它们维持工资水平的恳求。日益增长的失业逆流,导致一些百货公司付给员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10美元。对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为每小时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工人,都属于受剥削最残酷的阶层。纽约第一流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劳作。像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而收费却越来越难。即使在1936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师的收入要低18%到38%。

从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转到硬币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业人数的那一面。1930年4月,胡佛总统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总共已报告失业的可雇佣人员有300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4,500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600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1930年又有四五百万人失业。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并被计算在内。

这一周期产生了其不断改变的标志和象征。如果说,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绝望具体体现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话,那么,1932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呼吁。失业大军,以及在面对失业时所表现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难忘的符号,还得算是苹果。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设计了一套处理产品过剩的方案。方案建议,把苹果赊销给失业者,以每只5美分的价格零售。到11月初,6,000个苹果销售员站在了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这个主意很快就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美国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坚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济或施舍的想法,而在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但是,给过往行人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1931年,曼哈顿开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销售苹果。到1932年,据说人们都“厌恶苹果”。

那些能够从这幅萧瑟黯淡的家庭图景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去扫视国际地平线的人,至少可以从难兄难弟们身上得到某种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倾向于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的原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浪费和破坏,人力的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通货膨胀及接下来的贬值,其他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加上恐惧和重整军备所导致的新的开销,都是一场“我们的人民对之毫无责任”的斗争所留下的有害遗产。并且,就美国本身而言,这些并发症源自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这场战争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大萧条时代》 从富足到寒酸(7)


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们看到,各国就像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主要以农业立足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近东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第二波大约在1931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在大多数地方,类似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我们会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独一无二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舍我其谁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这个事实。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美国天真地把对外贸易解释为在交易中卖东西的权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没有买东西的义务。的确,外国倾销的噩梦,导致农民和实业家都大声疾呼,要求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并在1930年成功获得了平均40%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把该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数几种农产品,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在国外,《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被解释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2年,有25个国家加入了这场报复,从而让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一半。这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另一个扭曲。为逃避这种联合抵制的威胁,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的制造商们在外国开设了258家工厂,其中包括71家工厂就在加拿大边境线的那边。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所持的政见,以及所从事的行业。

南方人总是把高关税视为不公正,但是,在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中西部,“保护”依然在发挥着它的魅力。毫无疑问,很多实在的市民会附和一家中等城镇报纸的社论:“在美国,就历史所显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坏时光之间的差别,就是恰当的关税(能够保护我们的农场和工厂的产品)和不恰当的关税之间的差别。”当紧随其后的不是进步而是衰退的时候,这位社论的作者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嘲笑那种认为“欧洲的境况跟美国走出萧条有一定关系”的“错误”观点。

在美国内部,20世纪20年代,同业公会的数量和影响力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通过这样的组织,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以及诸如此类,并设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范围内,这些组织是有益的,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①,以及在当总统的时候,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象。但是,下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组织通过它们对“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的定义,试图在顶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风航行的时候,实现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其作用就是要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裁决进一步怂恿了它们的发展,这些裁决,早期的进步主义者会带着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本土卡特尔和资本家工团主义不断打进的楔子。

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国内的卡特尔依然是非法的,但在国际领域,某些美国公司也在通过集中经济力量让自己受益——杜邦、美国钢铁、通用电气、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钻石火柴、安纳康达铜业、新泽西标准石油等等——在20和30年代与外国生产商达成一致,经常为了抬高价格和增长利润而限制生产,更为常见的是瓜分世界市场和交换专利。在阻碍自由企业卡特尔上,往往要压缩供应流,抑制国外和国内的贸易,防止引入新的产品和改良措施(例如,像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火柴之类)。

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它们对价格的影响:1914年,硫酸奎宁的价格是一盎司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卡特尔之后,它的价格上涨到了1941年的75美分。下面这个事实让人想到了生产配额的强制推行:1930年,当国内的铝产量超过了10万公吨的时候,德国的铝产量才只有3万公吨,1934年,即美铝公司加入卡特尔三年之后,美国的产量下降到了33,000公吨,而德国的产量则增长到了37,000公吨。在大萧条中,它们的影响显然是恶化了失业和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晚期,因为其所谓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卡特尔开始引起了来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的不利关注。总体上看,大企业的国际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似乎就像经济国家主义在“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上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白费力气。

在普通美国人与世隔绝状态的背后,潜伏着的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未还债务的老问题。他们相信,这证明了,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总是上当受骗。孤立是上策。另一些人则把催逼战争债务和赔款看做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最终也会伤害到债权人。1931年6月,胡佛总统决定,倡仪政府间战争债务的延期偿付,这个决定在某些圈子里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对善意和复兴的巨大贡献,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花招,旨在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走马上任的时候,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毫无希望地被拖欠着。公众对这些未偿付票据怨声载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反战主义,并妨碍了美国人的留学教育。

1929~1941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祉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地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了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时期结束于美国卷入一场全球大战的前夕,导致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都同样顽固地拒绝承认它们的安全与所有国家的良好状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一个世界”的观念。关于人的共性和国家的福祉,反复引发大的争论,是这十多年里最有意义的活动。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国人也不能不受到其结果的深远影响。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1)


这次最严重、最漫长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普通妇女烧茶做饭、缝补浆洗、操持家务的世界,比普通男人的世界受到的损害要小,也就是说,只要有米可炊,有衣可补,头顶上有爿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她们的日子就一如平常。然而,在1930年,五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总数将近1,100万——在家庭之外工作。自1890年以来,她们的人数增长了6倍。这样的女人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尽管刚开始她们的处境往往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她们的工资较低,而且通常也更听话,从而受到雇主的青睐。

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就稳步缩小。那些在失业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28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即使是在教师的职业中,她们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歧视。1931年,全国教育协会报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雇佣已婚女性。这一政策意味着更迅速的逆转。推迟结婚,以及把很多心系孩子的母亲赶出教室,常常帮助她们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女性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贴补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弃了家务。在小镇和乡村地区,逆境的袭击有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忘得差不多的古老手艺,从而给已经忙碌不堪的妻子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些手艺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开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饯、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储藏在地窖里、用药草制药、染色和制衣。1931年,玻璃缸的销售超过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但这种复兴是短命的,连最短缺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始终持续,因为即使是乡村家庭,也很少能长时间地维持对那些依然被欧洲农民所珍视的手艺的兴趣。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报纸、杂志、电影,常常还有像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者们往往轻松愉快地说到“居家过日子运动”;很少幻想的农民家庭辛酸地称之为“木屐”。妻子们常常接一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活,烤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买,或者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贴补家用,而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可以开设驾车旅行营地、路边售货亭、美容厅、小商品店。

工业企业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的洪流——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在1930年代初期突然间放缓了。另一方面,电冰箱以它们新的功效和方便迎合了依然没有满足的市场,继续红红火火地卖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是另外一些公众拒绝放弃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在坚持,但新车的购买量却像自由落体一样垂直下降,如今,开去年流行的车型不再是一件丢脸的事。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降到了2到3美元。

纽约市更能说明问题的缩减指标是:1930~1931年间减少了大约4万部电话,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被证明对30年代的大萧条过敏症也同样是一种安慰,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吸烟上的单一标准继续大行其道,一个典型的中等城镇上为妇女服务的餐馆,如今也放上了烟灰缸。

中等城镇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特写镜头。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将近翻了一倍,与此同时,销售额也仅仅只下降了4%,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汽车看做是不可或缺的。在另一端,珠宝店却显示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减少了其美元额的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下降了几乎一样多,而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其70%的主顾。商业饮食行业眼瞅着它们的生意减少了63%,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然而,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这并不是永久性的逆转,因为,随着好日子的最早征兆的出现,人们重新走出家门,出外享用美食,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还要快。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2)


在任何一个地方,服装都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领域。男人的服装比女人的更容易受到大萧条的伤害,因为,哪怕是具有最起码的骑士精神的感觉,你也会承认,时尚对妻子女儿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早在1930年,尽管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既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1931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1929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至于到30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萧条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增长了六分之一,乔治亚州与之相当。

有些年轻人离开了阴郁而邋遢的环境,以便为自己赢得独立或更好的机会,出钱养活老人,或者用借来的钱进入师范学校,如今,他们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默认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著名定义:家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时候,它不得不接纳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尽管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牢牢地紧跟那些熟悉的老邻居。

然而,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常常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躲着不见客,成人则一脸不高兴地拒绝来自依然工作的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更容易受伤害的人恰恰想要独处。就这样,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联系,连同美国生活在丰年和歉年的老友谊,往往因为骄傲而被中断了。有些家庭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以惯常的速度迈步向前,直到灾难将他们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为对生活远景的展望过于乐观,或者因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标准,而走到了同样的关口。还有一些家庭则以谋略和勇气与大萧条搏斗,有时候嘲弄吝啬,并充分享受他们在娱乐上的罕见浪费。

在家庭圈子之内,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从富人的嘴里很容易搜集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3)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

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①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4)


诸如此类的担忧,并不局限于年轻人。那些眼看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辛苦积攒起来的钱被蝗虫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们也都说:“再开始存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我想,我们再也甭想出来了。”在一群将近400个失业的男人当中,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在商业中,接受“粗犷的个人主义”①传统的人略少于一半,尽管在一群类似的有工作的男人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认可这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人怀疑节俭的古训。有些人断定:储蓄的使徒们——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从哲学上反思:“你不能带走它”——这句古老的谚语因为1931年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而流行起来,并在5年后的一部深受欢迎的戏剧中发出了回声,这是乔治•S.

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创作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家庭一辈子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为什么烦恼呢?那些还有能力买得起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ast

Relax,)成了1934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不久之后,他们又拿起了马乔里•希利斯的励志手册《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1936)和《赞扬你的预算》(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在轻松愉快的漫不经心当中,混合进了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国会鼓吹者)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们单纯质朴的满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条。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场灾难的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滚滚而来,冲掉了古老的潮标,在祖传智慧的停泊处挣扎着。这个时代把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内战以来其他任何时期都要深。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长辈的古老智慧,全都在书籍、杂志和私人谈话中受到了挑战。或许,归根到底,美国生活的许诺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词语的暴政,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但是,在年轻人动辄造反的同时,中、老年人却常常更加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忠诚,特别是如果现状中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的话——他们会奋起捍卫像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这样一些真理,反对改变法律和政体中的某些方面,他们把这些方面与更幸福的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贫穷的威胁也在发挥它的影响,正如汤森改革运动所证明的那样。

因为,在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了美国生活的机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这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样。已经山穷水尽了。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5)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外国激进分子”这样一些观念,并且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一位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同一年,一位新闻记者走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林区——所经之处,身边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些废墟的原因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抵押物丧失赎回权,以及很方便地降临在华尔街的美国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听到了人们咕哝着“革命”这个词。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诉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不相信你在这家机构启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他们全都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并没有很快就发生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缅街上,砸碎窗户,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会欺负小店。他们首先会去找那些大店……没人愿意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曾经在1913年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脱臼。他还勇敢地补充道:“在我饿死之前,我会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离广泛的群众运动最近的途径是“补助金大军”。1924年由国会授权颁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调整后的补偿”凭证,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务管理者向胡佛总统报告:大约有272,000个人需要救济。很快,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之后,就为这些补偿凭证提供了一笔贷款,但不久之后,“帕特曼提案”建议立即支付剩下的余款。

为了游说国会议员,让这一措施获得通过,1932年晚春时节,大约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紧随俄勒冈州一支由失业罐头厂经理沃尔特•沃特斯领头的乐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华盛顿。他们藏身于联邦政府的空建筑内,或者在波托马克对岸的泥地上支起帐篷。联邦政府强调,他们的团体已经被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渗透。然而,事实上,是有人把所谓“左翼分子”的名头安在了这帮汹涌而来的流浪者们的头上。当参议院在6月16日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帕特曼提案”的时候,正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守夜的退伍老兵们强忍住内心的失望,振奋人心地唱起了《美国》这首歌。

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穷困潦倒的游行者们支付回家路费的时候,大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随着国会的休会,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让其余的人疏散。这些人与华盛顿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两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带着催泪瓦斯和刺刀的军队很快就驱散了那些掉队的人,他们撤回各自来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铁路)被逐出者们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动的圈子里听到了这样的谈话:老兵们将会遵循外国的先例,成为一场革命——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的先头部队,无论如何,这样的谈话被证明是愚蠢的。





《大萧条时代》 新的生活设计(6)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这是人民满怀希望的习惯,是他们对“外国”煽动者的不信任。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几个工业中心,不满在锅盖之下慢炖着:比方说,有工团主义背景的西雅图以及该市的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的活动;或者,城市信用达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开始浑水摸鱼的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但是在别的地方,人们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1932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一个被称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点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围起来的曼哈顿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那里的炼钢平炉最近因为一家重要工业企业的进取精神而点燃),数以百计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箱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集在市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作为小农场或菜园来耕作种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家庭在该市借给他们的土地上给自己种粮食。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29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1934年之前有110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饥饿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60%,尤其是在6岁~16岁这个年龄段。牛奶、鸡蛋和新鲜水果消费的急剧下降,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佝偻病、坏血病和糙皮病的相应增长。在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营养不良的患者从1928年占患者总数的18%,增长到了1931年的60%,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玉米粥”如此长时间地是南方贫穷白人的“毒药”,如今,其他地区新增穷人的食物在营养不良上可以与之相匹敌,他们以面包、马铃薯和豆类为主食,加上一个礼拜来点卷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馆经理常常会捐赠一些残羹剩菜,面包师捐赠他们的变质面包,水果蔬菜批发商则捐赠他们的过熟产品。在下东城,卡车司机偶尔会从车上掉下一箱桔子,并假装对散落一地的水果一无所知。恶化的极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过这样的行为。1932年,一帮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卡车周围,大约有35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车刚一离开垃圾堆,他们所有人便开始用棍子(有些人干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萧条所带来的烦恼和挣扎,让少数人承受了无法忍受的后果。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1930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医院没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纽约州,每10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1932~1933年间记录了一次急剧的增长。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1929年10月和11月,纽约市只报告了219例自杀,而在1928年同一时期则有223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1929年是每10万人14例)却稳步增长,1932年突破最高纪录(17.4),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14.2。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萧条的最后指标,不得不用公费进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数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达到了大约1∶10的比例,而在乡村地区,自备棺材的数量倒是有所增长。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1)


尽管人民已经表明了他们对变化的渴望,但4个月的新旧交替的间歇期里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党派间的争吵在授权生效之前便已渐次平息。这就是《宪法》所规定的缓慢而庄严的节拍,这段空位期,就好像是美洲之鹰的力量暂时屈服于跛鸭那滑稽可笑的软弱无力。这注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这样的间歇期,因为,“第二十修正案”(1932年3月2日提议,1933年2月6日批准通过)规定,从今往后,任期届满的国会,其生命在1月3日结束,而卸任总统的最后期限则定在1月20日。

秋冬两季早已让夏天萌发的几粒复苏的蓓芽枯萎凋零。10月,随着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再一次萧条,民主党人便责备胡佛的“恐怖竞选”;当这次落潮在大选之后继续低迷、并持续了整个冬天的时候,共和党人便反戈一击,把它归咎为人们担心罗斯福的就职。任期届满的国会拒绝承担重大责任,他们的继任者则急不可耐地拥挤在大门口。罗斯福拒绝与胡佛合作,联合发表关于战争债务和“可靠”货币的声明,一心在他的金库旁边玩牌,拒绝牺牲未来的行动自由以取悦他的前任。政治上的反唇相讥密集地你来我往,而等待领救济的队伍却越来越长,救济之桶的底部被一刮再刮,国家的银行体系开始了它最后的向灾难俯冲。

从1930年初到1932年底,总共有773家国有银行倒闭,涉及存款超过7亿美元,另有3,604家州银行——这些银行的资金链更脆弱——破产,涉及存款超过2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装甲车冲向受到威胁的银行,在持枪警卫的守护下,卸下它们的钱袋子。

全国各地的存款人都处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老的银行业务的进一步恶化和适度联邦监管的缺席,大萧条所带来的紧张不安和关于日渐迫近的未来的谣言,导致了一波又一波提款浪潮。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储存和藏匿——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甚至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或者索性把现金寄往国外。结果,胡佛在1932年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藏钱运动。然而,流通货币继续严重不足,以至于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个南方城市,像里士满、诺克斯维尔和亚特兰大——在这些地方,每当危机出现,分离主义的思考方式总是甚嚣尘上——开始印刷自己的货币。这些钱用来给市政府雇员发工资,并提供一种特殊的钱给失业者去购买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这种办法让他们能够活命。胡佛在职的最后两周,财政部估计,大约有12.12亿美元退出了流通,正统的共和党人都悲观地看待“美元的逃跑”,以及卡特•格拉斯参议员的拒绝出任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第一个全面崩溃的清晰征兆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业休假12天,以挽救一连串的本地银行。在冬天的晚些时候,事情很快就达到了顶点。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开始了银行实际上的暂停营业。10天之后,密歇根州州长宣布给银行业一个类似的喘息机会,到3月初,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步其后尘。储蓄银行,在享受大萧条早期阶段的非凡声望之后,如今也承受了破坏性的逃离。一家接一家机构到纽约的货币市场上寻求它的平衡。3月4日星期六,总统就职日的一大早,赫伯特•H.

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其他的地方很快也屈服了。在大厦将倾的紧要关头,三年来一直在勇猛地(即便有时候是笨拙地)跟这场危机作斗争的胡佛总统,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即将离开白宫的最后时刻,呼啦啦分崩离析,在他的耳畔回荡着崩溃的轰鸣。

这周周末,以及接下来的一周,人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来宾们陷入了没有现金的困境。在盐湖城,摩门教徒们准备发行可在本地流通、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纸币。在帕萨迪纳,一家豪华酒店为身无分文的顾客印刷了一种临时凭证。在底特律,一位富有的市民跑遍全城也找不开一张10美元的纸钞,最后才从一位苹果小贩那里得到了一枚镍币给他妻子打电话。邮票,电话代币,墨西哥元和加拿大元,以及借据,都成了流通媒介。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空空如也的口袋再也不招人嫉妒了;友善和轻松绝望的气氛普遍盛行。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2)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新当选的总统身上,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他很可能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在迈阿密,就在他走马上任的两周之前,他险些没有躲过一位暗杀者的子弹,结果,这颗子弹让芝加哥市长安东•J.

塞马克送了命。这个国家如今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倚靠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肩头,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和勇敢让人们恢复了信心。3月4日,在一种几乎令人颤抖的紧张气氛中,十万观众挤满了国会大厦东面正前方的40英亩草坪和人行道,还有数百万的人则聚集在他们的收音机旁。胡佛严肃而沮丧的面容,看上去与他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自信形成鲜明对照。罗斯福站在寒风之中,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大衣,以坚定的声音和几乎是挑战性的姿态,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

他开头便是一句:“这是国家授受圣职的日子。”接下来补充道:“这些黑暗的日子,如果教会了我们懂得:我们真正的命运不是要被别人照顾,而是要照顾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同胞,那么,我们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价都是值得的。”关于国内的现况,他说到了要“像对待战争的紧急情况那样”对待失业,要帮助把家庭从破产中挽救出来,把农民从破产中挽救出来。“这个国家要求行动,现在就行动。”他关于外交事务所说的话,以及他的“睦邻政策”,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被人们想起,但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最留意倾听的,多半是罗斯福关于银行体系的意见,是他所提出的要求:“要终结用别人的钱去投机,……要准备足够而坚实的货币。”他宣布:“货币兑换商们已经从我们的文明神殿里的宝座上逃走了。我们如今可以把这座神殿恢复到远古时代的原貌。而恢复的措施,就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赋予社会价值以比纯粹的金钱利益更高贵的地位。”

当他进入他的敞篷车返回白宫的时候,罗斯福以拳击场上的方式在头顶的上方有力地挥舞着他的双手,以此回应人们的欢呼。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仿佛就是已经终于实现的胜利一样。抗击大萧条的战斗已从防守转变为进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胡佛说出乐观的话,就会有人指控他:那只不过是愿望或自满。当他最终承认了情况的严重性的时候,他便成了“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决不会被人放过”。几年之后,《摇摆的天皇》中还在对此讽刺挖苦。但是,一位从前任那里继承了国家灾难的领袖——罗斯福在1933年的美国,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的英国一样——能够大胆地面对眼下的局势,面对它所有的黑暗、匮乏而无需为自己辩解,鼓起公众的勇气和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以征服一场给他带来授权的危机。

行动来得既迅速又密集。3月5日星期天,罗斯福让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第二天,他禁止了黄金出口和所有外汇交易,并宣布全国银行放假,以便在它们逐步重开之前对个别银行的稳固性进行检查。在格拉斯拒绝出任财政部长之后,这顶乌纱帽就落到了威廉•H.

伍丁的头上,他从前的联邦派同盟的共和主义传统跟他的新角色似乎不大协调,就像他作为铁路设备制造商的成功事业跟他的外表对不上号一样。但他坐在那里,头戴灰白色的假发,深蓝色的眼睛,顽皮的微笑,一边驾驭着全国18,000家银行驶过险滩暗礁,一边派发着他的双关语和奇思妙想,与此同时,在罗斯福的要求下,胡佛所任命的一些官员留了下来,给他提供了超越党派利益的帮助。

3月9日,“百日国会”开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可了总统所做的一切,要求RFC筹集新的资本重组银行,并授权发行更多的货币。银行的解冻已经开始了,为的是发放像购药款、救济金和工资这样一些必不可少的款项。面对新的处罚措施,那些藏钱的人开始拿出他们的黄金,来到存款的窗口,把黄金兑换成金券。路易斯安那州那位狂妄自大的参议员休伊•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把美国所有的银行都置于联邦储备系统的斗篷之下,而左翼人士则为罗斯福放过了国有化信用体系的天赐良机而扼腕叹息。

罗斯福骨子里是个温和派,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自己的路。在3月12日星期天,广播里播出了他的讲话,这是新闻界后来所说的“炉边谈话”的首次播出,他以简单朴实的言辞解释正在做的事情,并邀请大家通力合作:“让我们联合起来,把恐惧赶走。”普通市民对这一诉求很是热心,新政最成功的宣传媒体就这样被发现了,其背后是一位广播明星的声音。与此同时,这场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挺过去了。第二天,已经解冻的银行开始在全国各地重新开张。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3)


更持久的银行业改革开始于1933年6月16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了,规定了存款保险,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阻止为投机而贷款。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1933年冬春之间对华尔街的调查,以及检察官费迪南•皮科拉所搞的严厉讯问,为颠覆市场的偶像出了大力。J.

P.

摩根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侮辱:把一个侏儒放在他的膝盖上——是一位马戏团的推广代理给他放上去的——但花旗银行的魔术师查尔斯•E.

米切尔却在道德上受到了严重质疑,以至于他也加入了塞缪尔•英萨尔——最近被废黜的公用事业巨头——的行列,成了无赖中的一员。这位金融家为了减少所得税而亏本卖股票给自己家里的某些成员(仅仅一年之后便购回)的高招,就是皮科拉委员会所揭露出来的、让普通纳税人铭记在心的丑闻之一。缎面礼帽曾经象征着成功的顶点,如今成了戏谑嘲弄的符号。

这之前就出现了像《华盛顿走马灯》(Washington

Merry-Go-Round,1931)这样充斥着讽刺挖苦的政治流言的书,以及像《为君而歌》(Of

Thee

I

Sing,1931)这类放肆无礼的音乐剧,如今又添加了一些商业巨人的暴露性传记,像乔纳森•N.

伦纳德的《亨利•福特的悲剧》(The

Tragedy

of

Henry

Ford,1932),约翰•T.

弗林的《上帝的金子:洛克菲勒及其时代的故事》(God"s

Gold: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and

His

Times,1932),哈维•奥康纳的《梅隆的几百万》(Mellon"s

Millions,1933),马修•约瑟夫森的《强盗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以及稍后出版的费迪南•伦德伯格的《美国的60个家族》(Americans

Sixty

Families,1937)。很多美国人不再迷惑于那些曾在纽约和华盛顿一手遮天的财富和权力的超人,3月危机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大银行家似乎都被折磨得焉头耷脑,再也发不出维护自己的声音。

他们还知道,罗斯福是不可抗拒的——至少暂时是。当《银行业紧急情况法案》提交讨论的时候,共和党在国会里的组织秘书伯特兰•斯内尔声称:“房子正在被烧为平地,而美国总统说,这就是灭火的办法。”威尔•罗杰斯在写到总统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比喻:“全体国民都站在他一边。即便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他们也站在他一边。而他正在做的事情,确实是错的。如果他把国会大厦烧为平地,我们也会欢呼喝彩,并说:‘烧得好,无论如何,我们至少总算点起了一把大火。’”

国会先后通过了几项立法,显示了国家的新趋势,它们分别是:1933年3月下旬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和1935年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这一立法网络,限制了用于投机目的的银行贷款,设置了防止股票操纵的保险装置,规定了向证券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监管者,通过了在1937年末之后所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死刑判决”——那些“在地理上和经济上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的”除外。所有这些措施,尽管在工商界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但为存款人和中小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证,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成。1940年,作为辅助性的安全措施,出台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4)


没有得到那么广泛认可的是新政的某些货币冒险,这表明,总统还扮演了一个并非不同寻常的、试图提高价格的实验者角色。他特别关注的是,提高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的价格,而且,由于像小麦和棉花之类农产品的价格对国际需求高度敏感,有人认为(相当有道理),美元贬值将被证明是有效的。1933年4月,政府宣布,它已经抛弃了金本位。罗斯福获得了国会的授权,可以用5种规定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让通货膨胀。1933年6月,抱着实现货币稳定的希望,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但这次会议一无所获,这一方面多亏了法国及其金集团卫星国,另一方面也多亏了罗斯福总统突然的担心,唯恐这样的稳定会阻止国内刚刚开始的一轮涨价风潮。他7月3日的电报因为“破坏”了这次会议而受到了广泛指责。最终的结果就是促使国外的敌意对准美国,而在国内,就是强化了普通百姓的孤立主义。直到1936年9月,英国、法国和美国才最终达成协议,要防止剧烈波动和竞相贬值。

新政中最不靠谱的尝试出台于1933年秋,那是在早期复苏的蜜月期开始衰退之后。总统冒险尝试康内尔大学乔治•F.

沃伦教授的“商品美元”理论,共和党人称之为“空头美元”,阿尔•史密斯称之为“胡扯美元”。迫使美元贬值至略低于其原先含金量的60%,决策者指望这一招能够促使总体价格上涨的和特殊商品的涨价,以改善美国的出口形势。对外贸易方面的一次轻微改进紧随而至,但最主要的看得见的效果是,当黄金购买价更高的时候——这个价格是每天早晨在总统的餐桌上经过与沃伦、农业信贷管理局局长小亨利•摩根索和RFC的杰西•琼斯商议之后武断地制定出来的——黄金便立即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进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金库,最后总额高达140亿美元。这一黄金购买计划,从1933年10月25日开始实施,直至1934年1月,并没能给国内商品价格带来看得见的提升,而每天颁布的不同价格,倒被证明扰乱了人们的信心和市场的稳定。

1934年6月9日的“白银购买法案”,是银集团国在与总统达成一致之后迫使国会通过的,这项法案就意图而言也是通胀的。其最切实的结果是,不仅抬升了本国白银的价格,而且还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获得了10亿美元的外国白银,并把大部分银块存放在西点的金库里。但是,在国家有望成为埋葬全世界贵金属的墓地的同时,这些操纵的对价格的影响,几乎不是计划者们所祈求的那种适度通胀,也肯定不是华尔街所预言的那种失控的通胀。然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反映出了新政中的一种并不少见的大杂烩:不切实际主义,冒冒失失的即兴而为,以及精明的政策,与极其真诚、常常也非常实际的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一个每件事情都想试一把的总统注定要犯错。

新政早期几个月里,联邦政府的大部分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货币和信用、价格和利润的体系,都在大萧条的缓冲作用下崩溃了,听任其自然发展将会很缓慢,而且是破坏性的。货币的流动必须通过政府的开支来加以鼓励,通向繁荣的途径可以安抚工人和消费者。由于实际上每个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而每个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所以有人认为,4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将会有利于全体国民:创造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工作岗位;根据工业规章制度增加就业、提高工资;通过作物种植限制,加上直接利润支付,来抬升市场价格,以此支撑农业收入;通过货币操纵,并借助联邦政府的支持和信贷机构的管制,来提高一般价格水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一项庞大的计划被启动了,部分是通过立法行动,部分是通过新近增加了的行政权力。国会乐于默认总统所寻求的巨大权力,并很快发现,自己正在签巨额支票,而分配和花销这些钱的权力,也正是自己交到他的手上的。

新政是以节省的调子开始的,首先是罗斯福在就职第一周便发出警告:“漫长的三个年头以来,联邦政府正走在通向破产的路上。”紧接着是国会通过了经济法案,授权把联邦政府部门的工资和退伍老兵的津贴每年削减4亿美元以上。强有力的退伍军人协会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所有传统势力都奋起抵抗。但罗斯福几乎立即便下达了总统令,一点一点地恢复了被削减的开支,由此开始亲自加入花钱的行列,并很快成为领头人——要求数十亿美元用于救济、给商业企业注资,以及一大堆新的联邦机构的运行成本——1934年3月28日,国会在选举年的刺激下,放开了经济的缰绳,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完成了一次复辟。从今往后,所有保持预算平衡的主张都被扔到了脑后。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5)


1933年3月——这个月见证了太多的大戏、革新和复兴的希望——啤酒销量3.2%的回升几乎被看做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转折,但它至少是一个受欢迎的预兆,预示着另一次对最近传统的背离。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禁酒还是举国争论的热点话题。1930年1月,有人就“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1931年1月又调查过一次,在这两次民意调查中,全国经济联盟的成员(照说他们应该是些聪明过人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都认为,禁酒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失业则远远排在后面。胡佛总统支持全国禁酒——“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动机是高贵的,目标是深远的”——但他的支持并没能阻止违犯禁令的汹涌浪潮,以及联邦政府执行禁令的越来越力不从心。胡佛所任命的威克沙姆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只不过证实了公众的感情已经不再支持禁酒。农民们需要卖掉他们的粮食和糖,再加上政府还指望从联邦酒税中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财政收入——这笔钱眼下流入了禁酒帮助产生的黑社会的腰包——是导致废除禁酒令的另外两个因素。

1932年共和党的政纲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民主党人和罗斯福则强有力地要求废除禁酒令。很快,1933年2月,任期即将届满的国会为废除禁酒令而提出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最终结果是,把决定权交给各州。啤酒销量在下一个月的回升是未来事件的一个预兆。各州会议的批准很快就开始蜂拥而至。像印第安那州、爱荷华州和阿拉巴马州这样一些支持禁酒的老据点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来自浸信会宗主权核心的《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称之为“传教士界的彻底溃败”。1933年12月5日,犹他州成了支持“第二十一修正案”的第36个州,这场“实验”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在1933年那个至关重要的春天,一旦银行危机有所缓和,最紧迫的问题便是严酷的救济问题。超过1,500万失业者,以及各州和市县施舍名单上的将近600万人,都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关注。在3月21日给国会的一份咨文中,总统建议着手三类疗救性立法:授权各州主要为了直接救济而提供食物和衣服给贫困者;由联邦政府招收工人进入事业单位,这一措施可以迅速启动,而又不会妨碍私营企业;制定持久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些紧急措施中的第二和第三项,各自包含了“公共资源保护队”和“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雏形,其实现比第一项更慢,而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的种子则源于第一项措施。哈里•L.

霍普金斯特别操心这家机构,霍普金斯是一位虚弱而认真的社会工作者,来自爱荷华州,在罗斯福当州长期间担任纽约州的救济委员会主席。在他的指导下,联邦紧急救济署(人们公认它是由于危机的急迫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于1933年5月12日由国会设立,为了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州和市的福利渠道所管理的直接救济,主要用钱来帮助贫困者。它从5亿美元的资金开始起步,最终花掉了大约30亿美元。

联邦政府期望地方机构能够依据各自的能力分担一部分担子,但并没有要求严格的配套资金。就全国整体而言,从最终的账目来看,每一美元的救济当中,华盛顿提供了70美分以上,各州13美分,市县16美分。像马萨诸塞这样一些相对较富的州,比起像南卡罗来纳这样的穷州来,贡献要大得多,新英格兰人则嘟嘟囔囔地抱怨自立精神的衰微。在南方,反对者抗议用现金去填充黑人和穷鬼的腰包。很多州把联邦紧急救济署看做是“肥缺”,希望尽可能地少付出、多获取。联邦和各州的行政官经常不得不敲打那些更小气的市县,威胁说,如果地方政府不松开自己的钱包的话,就切断救济款。

霍普金斯的想法,逐渐远离了直接帮助——最快速、最廉价、覆盖最广泛的方式——而走向“创造就业岗位”,依据需要支付的工资,最终制定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就业计划,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技能。一旦他把迫在眉睫的危机置于控制之下,他就开始四处寻找可以鼓舞士气的就业机会,因为工作所产生的效用会提升工作者的自尊,使他的技能不至荒废。然而,霍普金斯的观念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一方面,有组织的劳工担心救济工作的低工资会影响到私营企业的工资;而另一方面,很多保守分子则以完全不同的理由反对这样的救济。他们因为更便宜而青睐于施舍,并认为,公共工程计划会从货币市场转走资金,有时候会破坏现有价格(比如在低成本住房领域),会让国家背负巨大的债务,而债务本身又会进一步延缓经济复苏。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可霍普金斯的选择,这一点很少有人怀疑。在新政4年之后,1937年5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个人当中有4个人赞成通过公共工程项目来实施救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开始,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工作救济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所有其他被提议的解决办法,尽管其差额在穷人当中比在富人当中要大,在城市居民当中比在农业人口当中要大。在这一计划执行的早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开始收到救济支票之后,便主动地走出家门,打扫本镇的街道,说:“我得做点事情,以回报我所得到的东西。”

1933年夏天,联邦紧急救济署已经有了工作救济的想法,不管有多么即兴和琐碎——比如在公园里捡废纸、扫落叶,在十字路口数汽车作为本地交通记录的数据。根据8月1日的一项裁决,无技能劳工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30美分。除了南方和少数几个孤立的行业之外,这样的薪水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私人企业的工资——这是国家复兴署试图稳定的一块,也没有影响到管理层的人力需求——最近复活的美国就业局正把这一需求在失业者当中广而告之。

这一从施舍向工作救济的转变,在国家紧急救济署的后期阶段走得太远,以至于在1935年,也就是在FERA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该机构把它将近一半的受益人算做是工作人员,在那一年1月的高峰时期,总数高达250万人。然而,上一年冬天,即1933~1934年间的冬天,见证了FERA及其救济名单在大萧条期间的最大范围的扩张,1934年2月,它的救济名册上有将近800万个家庭,约相当于2,800万人。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6)


这种巨大的膨胀,要归功于一家叫做“民用工程署”(CWA)的专门从事工作救济的部门的飞速发展,这个部门通过地区分部直接从华盛顿运作,因此避免了地方上的官样文章。它于1933年10月投入运转,以应对寒冬的袭击以及公众当中乐观主义的低落,这种低落已经开始不利于新政的最初萌发。CWA很快就让400万人有了工作,大约一半来自FERA的常规救济花名册,剩下的人则来自非救济失业者。它规定,体力劳动者每周工作30个小时,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39个小时,有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使得CWA有时候成了私营企业低薪岗位的一个很危险的竞争者。总共,它花掉了大约9亿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桥补路,校舍、公园、运动场、游泳池的维修,害虫和腐蚀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的工作。在紧急情况的驱策下,做一些毫无价值或价值不大的工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大概没有哪一家新政机构比CWA更容易被人攻击为“做毫无价值的事”(boondoggling)——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最早用于手工业,1935年,一位“训练有素的专家”罗伯特•马歇尔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把这个词引入了这个国家,并让那些抱有敌意的批评者们乐不可支。

即使CWA的某些计划的有用性确实值得怀疑,但它们的总体效果却展示了工作救济的心理价值。密歇根州一个县里的一位CWA官员注意到:“即便是得到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能挣到一份体面的生活工资,它给人带来的快乐也是无限的。”她看到,有人在离开她的办公室的时候不禁“喜极而泣”。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第一张工资支票直接去了理发店,这是几个月以来他们第一次享受专业的理发服务,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他们的外表进一步反映了自尊的恢复。自然,理发师本人,连同杂货商、药剂师和服装商一起,也都从中受益。有一点倒是真的,并非每一个得到救济工作的人都表现出了这样兴高采烈的姿态。对那些从专业或技术行当一落千丈、沦为粗蛮劳工的人来说,内心的苦楚足以激发对整个制度的愤怒。一位41岁的机械工程师,是7个孩子的父亲,在给CWA埋头苦干了几个礼拜之后,冷嘲热讽地写道:“挖沟真是一项高贵职业。”这家机构在1934年春天寿终正寝,它未完成的项目被FERA的总体计划所接管。

总的来说,FERA提升了州和市县救济的品质,只养活了极少数寄生虫,其比例大概从未超过10%。对很多最近变穷的人的顽固骄傲,FERA试图给予接受帮助的人以某种尊严。当越来越多的人靠救济生活、待遇也越来越慷慨时,耻辱感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而且,另外的临界情形也使人不得不屈服,他们的储蓄已经耗干了最后一个美元。更有甚者,数百万正达到成年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而父母和祖父母在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却没法养活自己。当然,个人开始心满意足地接受贫穷,并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山姆大叔有义务负责他们的生计,在长期无所事事的状态下,有些失业者最后成了没有能力就业者。地方当局常常宽容地让那些很快就会被清理出市县救济名单的可疑个案和不成器的人继续留在联邦政府的救济名单上。

有一点越来越清楚,在周期性波动的范围之内,新政的政策并没有减少,而是显著增加了接受救济者的数量,至此,政府决定抛弃FERA,把直接救济全部交还给地方政府去办,把联邦政府的经费投入到具有更持久价值的强健的客户和项目上。1935年12月,FERA寿终正寝。然而,它的继任者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故事,属于新政的后期阶段,而不属于百日国会所启动的立法及其直接的因果链。

FERA及其短命的分支机构CWA的不足,与另一项冒险——公共工程署(PWA)——的记录形成了鲜明对照,PWA组建于1933年6月16日,有33亿美元的拨款。按照设计,PWA将通过扶植需要大量原材料的公共工程来刺激重工业的发展。罗斯福总统把这个部门交给了办事谨慎、头脑冷静的哈罗德•伊克斯,他是内政部长,自称是个“脾气不好的倔老头”,讨厌用联邦的资金“雇佣成年人在刮风的日子去追逐风滚草”,这一态度决定了PWA全部信条的色彩。然而,霍普金斯所处的环境迫使他把自己的计划主要建立在工作救济、连同其不可名状的所有不适当的基础之上,而伊克斯却无需面对这样的要求。PWA的工作是根据与私人企业签订的合同来做的。PWA坚持在把经费(这笔经费通常占到工程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贷出或拨给各州和市县之前对项目进行仔细的审查。在国家利益上,PWA还承担了另外一些事情,到最后(1938年),这些事情成了它唯一的关注点。





《大萧条时代》 百日新政(7)


新政参与者把PWA设想成“注水泵”(pump-priming,意为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注入资金)机构,旨在刺激非政府就业,其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补偿性支出理论。这一形象化的说法受到了老式水泵的启发,用这种水泵抽水,有时候必须在皮圈适当拉起之前向里面注水以使之膨胀。山姆大叔究竟能不能通过注水使得工业之泵进入有效运转,抑或仅仅只能从这台水泵中得到它所注入的那点水,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论。尽管那些害怕计划经济的人不信任PWA,但它似乎很早就对私营企业产生了刺激效果。尽管其初衷并不是要救助失业者,但在1934年全年的时间里,PWA还是保持了平均有50万个人根据每周30小时工作制在上班。到这时,它已经开始了40年代初期的清算,它在34,000多项计划上共花掉40多亿美元。

它们的社会效用无疑得到了承认,PWA的拨款使得巨石水坝(后来的胡佛水坝)得以通过昼夜轮班连轴转的方式提前两年半的时间完工。同样是在PWA的资助下,各种水利和开垦项目启动了,其中,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最著名的。纽约市的三区大桥1932年因为缺乏市政资金而成为烂尾工程,如今在PWA的资助下重新开工,用上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泥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巨大森林。1936年,大桥落成——联邦政府在债券的销售上获利150万,而在1933年,银行家们都拒绝购买这些债券,不管以什么价格。下水道系统,船舶掉头区,自来水厂,民用礼堂,中小学和大学建筑,贫民窟的清理和模范住宅,农场到市场的公路和校车公路,是另外一些受到青睐的公共事业。PWA为医院提供了121,760个床位,完成这一项目共花掉了3亿多美元——相当于5年的常规增长。

说到对未来的特殊意义,PWA在1933~1935年间筹资修建了50多座军用机场,帮助军队铺设了74,000英里的战略公路,为飞机设计师建造了一个风洞,拨出了1,000万美元用于更新军火和改造兵工厂,在海军的监管下投入了2.37亿美元用于建造军舰。然而,1935年,由于和平主义的精神和奈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主导者“奈”命名)的大声疾呼,国会禁止把公共工程和救济的资金用于“军需品、军舰,及陆军或海军的原材料”,这方面的大多数活动都停止了。PWA着手行动的时候总是慢吞吞的——面对着地方上的一方面是急躁,另一方面是猜疑——但回顾它所取得的各种不同的成就,会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百日新政之初,国会便启动了银行改革立法,在它最后的阶段,又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不仅创立了PWA,而且还把大部分私营企业置于集中的监管之下。在这期间,它采取了一些对农民、贫困房主、一文不名的年轻人和田纳西河流域山地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措施。这些政策的清晰表达,它们在新政中期的成形和调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予以追踪,但从它们在这些至关重要时期的构想中,带出了一项经验的遗产,而国民经济不断转变的范式仅仅只会在细节上有所修改。

巨大的变化在193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横扫了美国人的生活,在1933年上半年,在经过大萧条三年的持续压力之后,在公共舆论的微妙转变最终冲垮了抵抗的屏障之后,这种冲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群体价值的重新洗牌明明白白地发生了。大企业的首要地位,物质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圣,禁酒的崇高,以及对自力更生的满足,全都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弃之如蔽履。

一个新的幽灵在空中游荡,领导阶层的允诺让数百万人激动不已,而让少数人惊慌失措。并非巧合的是,1933年,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经典《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再版,而就在这一年,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当上总统之后的第一本书竟被冠以《向前看》(Looking

Forward)的标题。“我们已经上路”,他这样告诉国民,在经过长时期的不踏实之后,没有比这句话更受欢迎的了。在新政的这段蜜月期里,总统和人民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婚配,双方可能都有少许的不理性,相信对方是绝对可靠的——但话说回来,爱情毕竟是超越逻辑的。

进一步决策的时间就在眼前。有些决策明显是实验,在它的内部,某些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短期的稀缺经济和长期的富足经济,更高工资和就生活成本而言并没有多大提高的农产品价格,反托拉斯法的暂缓紧挨着对小商人的新的关切。这些行为背后的哲学,比政策本身更始终如一,普通百姓倚靠在他们对这种趋势的直觉之上高枕无忧。新政的力量和弱点,成功和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清晰,连同下面这个事实:罗斯福即席创作的天才往往超越了他对坚实目标的掌握。在争论的尘土依然厚重地堆积在空中的时候,我们所能得出的最公正的判断,或许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快要结束时对他的评价:“罗斯福先生对自己提出的很多问题也许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他是现代美国第一个提出了正确问题的总统。”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1)


一个简朴的国家塑造了杰斐逊的这样一个坚定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长期以来,这一信念被他的同胞们所珍爱。特别是,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传统上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之间的距离似乎是模糊而遥远的,尽管,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华盛顿寻求服务,比如国防、邮政系统、专利法,以及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而日益寻求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保护。

诚然,有些美国人在必要的时候会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比如当某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太重大、无利可图或者没法实现的时候,不管是开发收费公路或运河,是设置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抑制托拉斯,还是禁止卖酒。但是,按照一个益友、一个抵御不安全感的有力帮手以及一个必须为之效劳的雇主的角色来看待国民政府——在新政以前,这种态度对某些市民阶层来说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陌生——与视政府为敌(它们的管制和税收的权力越来越不友好)的态度完全背道而驰。到新政时代结束的时候,“政府”这个词——几乎总是暗指华盛顿的行政部门——对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都具有了在1929年尚十分罕见的意义和情感意蕴。

在新政的治理下,国会山和白宫取代了曼哈顿和华尔街,成了国家的神经中枢。政府开始冲击公民的生活,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征税,贷款,支出,建筑,设置农业配额和工业的就业条件,建立对州际贸易公路的控制。华盛顿还投身于民营产业,有时候作为合伙人,有时候作为竞争对手。最后,为适应新的政府观念而建立的行政机构,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有时候会妨碍效率。为了容纳这些机构,一幢巨大的新建筑(主要是石灰岩和大理石)沿着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拔地而起。有些老机构,像劳工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搬进了堂皇气派的新址,而另一些机构,像内政部和农业部,则因容纳不下而只好搬进了邻近的那些规模巨大的建筑。相应地,联邦雇员的数量也出现了增长(在和平时期是空前的),文职人员从1931年的58.8万人增长到了1941年的137万人。

随着国家复兴署(NRA)在1933年初夏出现,政府与百姓日常生活之间的这种新的关系逐渐被很多人意识到了。它是罗斯福为复兴所开出的主要药方——它是一副补药,附带一副改革的泻药——旨在刺激购买和销售,让闲散人员重新回到私营企业的工资单上,促进消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强化劳资双方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的浪费,制定最低限价。在签署这项法案的时候,罗斯福预言:“它将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而载入史册。”就算这番话太过乐观,它们也无疑是源自当时的狂热,以及这样一种希望:同样的士气能够维持到复兴开始之后,而且,一家经济计划机构就能满足全体公民五花八门的需要与渴望。

国家复兴署是作为温和的联邦监管之下的工业自治中的一项实验来构思的,它并非没有先例。胡佛总统曾鼓励同业公会采用公平执业规范和限价协定,如今它们又被邀请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美国商会的代表们(他们一直鼓吹稳定价格以防止大幅度削价)帮助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实际上,企业界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以换取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因为对代表劳工、雇主和消费者的顾问委员会的批评,行业领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法规都被听取,然后行政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在权衡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再把修订后的法规提交给总统,作最后的批准。

在这些NRA法规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和政府之间的另一项交换,后者再一次代表劳工的利益。有的措施,允许企业通过议定价格和竞争管制把它们从反托拉斯法中拿掉——这几乎就好像罗斯福先把托拉斯“打碎”、然后又把它们请回来一样——但作为交换,企业必须给予劳工以类似的联合起来的权利,即该法案第7A条款所保证的集体谈判的权利。

NRA以15年前的一次自由公债驾车游行那样的阵势(号角、游行和演说)投入了行动。雇员在两人以上的所有雇主(自由职业者和农民除外)被要求到蓝鹰之下签到——蓝鹰是NRA的标志,上面还有这样一句口号:“我们各尽其职。”超过225万家公司登记,涉及到的雇员达1,600万人以上;最后囊括了2,200万人。一揽子协定充当了临时政策,确保白领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周12~15美元(工作40小时),蓝领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35小时,在季节性的间歇期可以增加到40小时。

与此同时,将近800个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团体的代表们——从钢铁巨头到蜂蜡漂白工,从压碎机制造商到私塾学校的校长——齐聚华盛顿,订立各自行业的法规。在这场大哄抢中,似乎没有哪个行业想被忽略,也不管这一行的执业需不需要法规汇编。总共将近800部法规,其中很多法规是经过焦头烂额的联邦官员与实业家(他们知道得更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是什么)之间商议之后,仓促起草的,在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查评估的情况下便获得了批准。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2)


NRA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给工商执业和工作条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倾向于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阶层制定单一的标准,并通过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导致1,300万失业工人当中有将近200万人重新就业。或许,其所有的直接影响当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对信心的恢复。第一次,数百万人觉得,国家正在做一件全民协力合作的大事情,为的是战胜大萧条。NRA的第一任署长休•约翰逊将军是个特立独行的军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他夸口,要藏起自己的疑惧,用铁手套里的天鹅绒手腕管理这家机构,他的领导起初被证明像肾上腺素一样有效——接下来,像大多数兴奋剂一样,也开始失效。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与其他联邦权力部门的协作乏力,以及某些商人对“不公平竞争”的强烈抗议——意思是别人比他们挣的钱更多——增加了混乱的嘈杂喧闹。物价往往比工资涨得更快,尽管约翰逊将军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地劝告一帮商人:“把价格压下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向复兴的坦途,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条坦途。”

在传统上工资较低的地区和行业,比如在南方的厂矿城镇,雇主对NRA的回应常常是利用强化劳动和加快速度,以实现同样的产量而无需增加工资的支出。更有甚者,NRA仅仅根据工时而不是根据产量来定工资,这歧视了那些规模更小、机械化程度更低的工业企业。结果,NRA常常把制造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不就是鼓励抛弃手工工序和陈旧设备,以至于加快了技术性失业的周期。

人们不断违犯那些带有“蓝鹰”标志的法规,其方式是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几个月之后公众变开始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约翰逊将军对那些“骗子”大发雷霆,威胁要“制裁”,但白费力气。缺乏热情而又经费不足的管制,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像全国禁酒令在它奄奄一息的那些日子里一样松松垮垮。强制执行的猛烈发作,带来了跟士气受挫一样的结果。某些争强好胜的州所通过的“小NRA”法律使混乱变本加厉。当泽西城的一位小裁缝因为把套装的价格压至低于州里的法定价格而遭到监禁的时候,NRA的反对者们便利用这一事件,谴责联邦政府,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卷入此事。最引人注目的违抗蓝鹰的反叛者,是粗犷朴实的老亨利•福特,在销售上他没有遭受明显的损失;事实上,在不断高涨的反对NRA的呼声中,他开始在保守派圈子中被当做英雄一样受到欢呼喝彩。

如此多的诅咒(应得的和不应得的)瓢泼大雨般地砸向NRA,它的法规又是如此越来越难以修订和执行,以至于当最高法院在1935年5月27日废除这项法案(用总统尖酸刻薄的话说)把国家交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的定义”的时候——甚至当国会正在争论是否延长它最初规定的两年寿命的时候——新政的参与者们很可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政府主张,地方家禽市场应归类为州际贸易,布鲁克林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无视活禽法规、销售“不适当的小鸡”而被政府起诉。法院的裁决是,国会在授权总统制定管制那些仅仅“间接”涉及州际贸易的公司的法规这件事情上超越了它的权限,最高法院尖锐地指责一个“完全集中的政府”,其原因就是所谓的它干预地方事务。

大企业发现,它曾经帮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轭越来越让人难受,它们兴高采烈地为这一裁决欢呼喝彩。风趣的人说,9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一只“不适当的小鸡”。这项法案的死亡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同时有400多个类似的案子被驳回,而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诉讼阻止对法规的违犯。作为一家帮助订立自愿协议的机构,NRA继续苟延残喘了将近一年,一个它从前自我的鬼魂。

NRA促成了1933年的小景气,改进了工作条件和劳工的地位,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是,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就更漫长的向繁荣攀登的努力而言,NRA所带来的制造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却减缓了、而不是加速了这一努力。换句话说,NRA尽管作为一项复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却成功了。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忘掉这个教训,从1935年起,他们便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后一个方向。回首过去,看来还有一点也很清楚:NRA想做的事情太多,做得太快,而实践又经常与理论相违背。新政参与者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计划,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大企业的运作是一项公共服务,因此应该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然而,在实践中,毋庸置疑,NRA尽管对价格和产量实行管制,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当NRA的当权者在第二年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要求而试图修改法规的时候,大实业家便迅速被孤立起来了。

罗斯福在加强开明而无私的商业合作上,是不是在重蹈胡佛的覆辙呢?至少,新政的参与者们逐步倾向于这一结论。1934年晚些时候,在一次改组的幕后,杰克逊将军在倾盆大雨般的“猛烈攻击”之下黯然离任,自由派律师唐纳德•R.

里奇伯格走进了NRA引人注目的中心,许多年后,在回顾这场崩溃的时候,他写道:

最悲剧性的后果是,它不幸证明了:总体上,商人们对于为了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既没有认识到的它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3)


较少带有派性色彩的观点倾向于把“蓝鹰”看做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一方面,在自由竞争中缺乏绝对权力的分散,另一方面,想当然地认为无情的效率存在于总体国家中。它的官僚主义味道刚好足以冒犯很多美国人的口味。NRA最好的特征,多半得到了1937年抑制歧视性贸易惯例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的挽救,得到了1935~1938年间所通过的一连串仁慈的劳工法律的挽救。罗斯福本人被最高法院的反对给激怒了,认为那是对个人的侮辱,但在全体国民当中,对此表示惋惜的似乎很少。

围绕NRA争吵不休(“计划经济”对“粗犷的个人主义”)的两年,为另一场争论搭好了全国性的舞台,这场争论几乎是以一成不变的重复持续下去,与新政相始终。批评总统政策的主要喉舌是新闻媒体,说到媒体对罗斯福的敌意,其根源颇值得在这里讨论一番。围绕新闻出版行业的法规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NRA官员试图禁止报贩当中的童工——这场争论很早就引起了媒体业主的不满。某些出版商不厌其烦地指出,“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的神圣标志,尽管沃登•刘易斯•E.

劳斯做证说:纽约州新新监狱的10个囚犯当中就有7个人在小时候卖过报纸。在雇佣职员方面,NRA关于工时、工资和公平执业的提议,对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1933年的晚些时候,这个团体提交了一部法规,既没有规定最低工资,也没有缩短工时,并声称,强迫接受更严厉的政策将会妨碍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务的履行,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服务把新闻业与普通的商业区分开来。最终,1934年2月,签署一部看上去任何人都不满意的妥协法规。

作为在蓝鹰之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一个副产品,一群对1929~1933年间的薪水锐减和大批解雇有着鲜活记忆的新闻记者在1933年12月组建了“美国报业公会”。这是同类公会中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直率的、热衷于圣战的专栏作家海伍德•布龙的领导才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就吸收了大约2万成员。它成功地帮助提高了新闻记者那微薄的薪水,但即使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它还是没能为他们赢得任何真正的契约安全。与此同时,出版商却大声地哀叹这一阶层当中自立精神的衰落,哀叹古老而浪漫的个人主义观念的衰微,把所有这一切归咎于新政的多管闲事。

除了这些争论点之外,把大型报业公司与其他形式的大企业等同起来往往也影响了社论的观点倾向于中间偏右。甚至早在NRA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的报业链曾在1932年支持罗斯福)转而反对政府,由此加入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罗伯特•R.

麦考密克和弗兰克•K.

甘尼特(他所拥有的报业链主要在纽约州北部)的行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罗斯福的死对头。荒谬的是,罗斯福本人在华盛顿的通讯记者当中赢得了空前声望的同时,新闻媒体的大本营却联合起来跟他作对。到他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大约每三家报纸中就有两家反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然而,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一般都发表总统的讲话,而且,除了最恨他的顽固分子之外,一般都能比1800年的反杰斐逊媒体或1860年的反林肯媒体更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因此,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很明显,“人民都投票支持新闻专栏,而反对社论”。

在更高收入群体中,对罗斯福的敌意是在银行危机过去之后、蜜月期结束和NRA让它在商业界的倡议者大失所望的时候产生的。1933年的焦虑不安和工业紧张,到第二年春天便让位于“公开的对华盛顿的愤怒”,《基普林格》(Kiplinger)杂志对它的客户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之后,在1934年3月31日的一篇时事通讯是这样报道的。主要原因有:“NRA和AAA(农业调整法)的混乱与矛盾”,股票交易法,劳工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者渗透政府的恐惧。

8月,在一个由百万富翁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美国自由联盟成立,以反对“官僚机构的反复无常”和“专制权力的暴政”。这样一些人把新政视为一场阴谋,目的是利用艰难时期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跳板。更大的恶意使他们把憎恨集中在总统的身上,“这个人”是“本阶级的背叛者”,象征着变革的威胁。彼得•阿诺一幅最著名的漫画发表于1936年9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画的是派克大街上一小伙市民,穿着无尾晚礼服和丧服去看电影,他们正隔着窗户邀请邻居:“来吧,一起去。我们正要去电影院嘘罗斯福。”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4)


有些人对日益扩大的联邦管制范围感到惊慌失措,这种扩张已经超出了NRA之外。例如,1933年,在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通过设立一个临时的运输协调员并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在重组过程中的权力,从而扩大了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限。两年之后,另一部法律授权ICC通过公共承运人和契约承运人控制汽车运输,为的是确保安全、服务量和公平的价格。1938年创立了民用航空局,以管制空中交通。1940年的运输法案确立了针对所有陆路和水路承运人的全国性政策,授权ICC通过降低农业出口品的铁路运费来帮助农民,阻止“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竞争行为”,并保证“公平的、不偏不倚的管制”。火车与卡车、巴士和轮船在经济运作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一措施变得迫在眉睫。

由于民营信用机构——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虚弱和胆小,新政便通过扩大RFC的经营范围和贷款权力(远远超出它在胡佛治下的幼年期),因此使它能够服务于大多数企业与个人,从而承担起对信用流动的额外责任。尽管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的担心:政府正在获得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也是在新政治下,联邦储备体系被转变成了一个更有效的信用扩张或信用紧缩的机制。通过设定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要求,它可以影响流入经纪人贷款中的信贷规模。在另外的一些领域,新政还通过创建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来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通过设立业主贷款公司来帮助贫困的房主。它还通过创办进出口银行,从而帮助了发货人,也帮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另外几股线一年接一年地纺着。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还想通过要求执行合理的价格和开放财务账目供联邦电力委员会审查,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这样一些电力企业,把政府转变成了实际的经营者。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进了一步,尝试去做民营企业力所不及的事:改进就业机会、安全和健康,换言之,就是改进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价值。

在这方面,以及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你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差别。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买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面对这些需求的政府,着手满足它们时不是基于手头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要带着这样一种确信:账单会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者和收税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开始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1934财政年度),使得联邦支出比1933年增长了20亿美元,所有拨款的大约60%被用于“复兴和救济”。在1936年结束之前,尽管税收更高了,但国债还是达到了300亿美元,到1940年是430亿。像大多数美国现象一样,国债也变得很庞大。一位云游天下的记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意见采样)发现,接受救济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赞成,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权威人士(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国债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人民会把它记到自己的头上。另一方面,批评者则指控,钱被花在了“疯狂的实验”上,不合理的税收侵蚀了商业信心,它们确实隐藏着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是以更高的价格把压力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消费,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种精神,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另一个虐待狂式的压力——这些批评者是这样解释的——随着1936年的税收法案而出现了,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这些储备金,没有这些痛苦呻吟的经理,扩张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大声疾呼导致了后一届更有同情心的国会让这项税在1939年终止了。新政参与者们辩护说,这些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而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则坦率地声称,征税不应该仅仅用来获得收入,还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许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纷纷加入到收税和花钱的行列当中,导致每年的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跟联邦资金配套的强烈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像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且,地方的失业负担也减轻了。就各州的情况来说,对来自其边境之外的商品所征收的“保护性关税”增加了,而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采用了这一税种。尽管累进所得税比联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带来3亿多美元的收入。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5)


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这一税种是西弗吉尼亚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没有仿效者,而艰难时期到来后有21个州在1930~1935年间采用这一税种。少数自治市也跟着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纽约市的营业税每年所带来的收入将近6,000万美元。诸如此类的税收,对穷人的负担比富人更重。据估算,一个年收入1,000美元的劳动者,要花掉其收入的将近61%用来购买那些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可能只需花1%的钱购买这些商品。因此,作为一项联邦政策,这一计划在受到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青睐的同时,却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国会的支持也很少。

随着全国禁酒令的废止,各州附带恢复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北达科他及5个南方州都选择暂时保持禁酒,15个州使卖酒成为州专营,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私人在规定条件下销售。新政时代的最后几年见证了地方法律不断延伸的网络。对酒精饮料征收的高额税收——由联邦政府和渴望资金的州政府征收——大大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以至于相当可观的私酒交易依然在继续。公众的意见和州法律都认为酒吧和酒馆的古老惯例是非法的,以支持专卖店、药店或杂货的的瓶装销售,而公开上酒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职责,在这些地方,人们是坐着(而不是站着)吃喝,男女两性的同时出现,至少给美国人的喝酒习惯带来了明显的改变。

多亏了从联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转变,酒的消费变得不那么疯狂了,对健康也不那么危险,但在工人阶级当中,在那些不喜欢鬼鬼祟祟和麻烦的人当中,酒的消费肯定是增加了。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对这一变化继续感到满意。1937年末,《财富》杂志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七分之一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赞成回到全国禁酒。

各州在福利立法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工人意外伤害赔偿法,20世纪初叶就在各州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支持,到四十年代,在新政及其哲学的刺激下,这些法律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仅1937年,就有38个州的立法机关修订和放宽了他们的法律,增加了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抚恤金,缩短了等待时间,扩大了覆盖范围,扩展了职业病的定义,放宽了住院、看护、牙科、修复手术和康复的规定。工薪税还被用来为州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联邦权力机构的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们如今期待政府为它的公民做那些此前的美国政府从未做过的事情。这种对新的权力的僭取,尽管对保守派极端分子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但事实证明,同样让激进派极端分子不快。直到1935年,斯大林决定共产主义者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统一战线”,他在美国的追随者才开始对新政发起猛烈的进攻。

总统的航线是“中间略微偏左”,试图调和世界社会主义和国内经济不满的风向,他认识到了坚持中间路线的必要性。在新政立法计划扎扎实实地完成之后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指出:

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同,在美国,我们坚持我们对个人奋斗和利益动机的信念;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必须连续不断地寻求改良的实践以确保合理利润的持续,加之科学的进步、个人的积极性、小人物的机会、公平的价格、适当的工资和连续的就业。

他的任务异乎寻常地棘手,不仅要把传统与社会进步协调起来,而且还要在紧迫的压力下起草高度复杂的计划,维持复兴与改革之间的平衡。仅仅是给经济这台水泵注水、以便让经济之水通过商业和金融的渠道再次流淌起来——即使这事能做成的话——看上去似乎像在改革派的狂热中完全忽视复兴一样可疑。在实践中,新政——远远超出紧迫的救济任务——调动了其最早的巨大努力,致力于复兴,加上帮助工业的蓝鹰,以及帮助农业的AAA。1934年,罗斯福对一个社会计划者委员会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经济体系运转起来,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总体安全。我深信,我们抱着增进个人安全的目的所能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对复兴的刺激。”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在心里盘算着这两个目标,但在这一阶段,复兴摆在了前面。

1935年被证明是新政急剧转向改革的枢纽,就好像罗斯福相信复兴已经得到确保,或者认为进一步满足大企业已经没有希望了。NRA的垮台,增加了总统的烦恼,来自自由联盟的人身攻击,大概也扮演了某种角色。他的政敌们把这一变化解释为一种获取选票的策略,目的是角逐1936年的竞选——在这场角逐中,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有一笔赌金——要么就把它解释为一个花招,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在复兴国家经济上的糟糕表现上转移开。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1935年通过的社会立法,比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年都要多,包括: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公共事业法,以及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对数百万的老百姓来说,公共事业振兴署很快就成了山姆大叔作为朋友、供应者和雇主的人格化符号。“我为我们的合众国而自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佃农声称,他跟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只有一间房的加油站里,“每次听到《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哽咽。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见识能想到WPA及所有其他机构。”为WPA工作带有它自身的适度的尊严,因为它既不意味着嗟来之食,也不仅仅是打扫落叶。实际上,很多丈夫失业的妻子很快就开始这样说:“我们不再接受救济——我男人在为政府工作。”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6)


这家机构给低收入工人与政府的关系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跟州政府负责执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雇佣者与华盛顿雇主之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就认识到了地方政府与联邦权力机构之间的区别,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后者似乎更高一筹。而且,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缺点,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于证明WPA官员所宣称的目标是正确的:“帮助人们昂起头、挺起胸,手里不闲着。”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题字:“工作是美国对数百万无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工作的权利成了美国政府的基本保证之一。

WPA在1935年夏天的出现,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分离,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者如今被交还给了各州和地方当局。到1939~1940年,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直接救济支出是来自各州的基金。这一时期的200万受益人——家庭和单身人士——当中,有很多人不如在老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每个家庭每月的津贴平均是25美元,在某些州(比如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甚至不超过3到5美元。

然而,有能力就业的人(WPA就是为他们设计的)一般可以让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好。平均月工资在50~60美元,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40小时。在哈里•霍普金斯治下,WPA尽可能把其经费中的最大份额分配给工资这一块,指望地方税收供养的公共团体在某项既定的计划上合作,提供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工具。最后,据评估,后者的贡献占到总成本的四分之一。生产成品属于州、市或县。一个没能力提供配套资金的穷州,比如密西西比州,其收效就不如境况更好的州,它们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场,还有穷困者的工作岗位。到1941年1月,财政部花了大约10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WPA为将近80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占全国所有工人的五分之一,总共养活了2,500到3,000万人。

从一开始,WPA就在极力找出那些被自由企业和公民动议所忽略或推迟的任务。它的成绩单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包括:纽约市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以及全国各地将近600个其他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和街道,超过10座桥梁和高架桥。修建或重建了11万个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类似的建筑。50万个排污驳引设施和100多万个新厕所,对改善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不亚于WPA所搞的蚊虫控制、排水沟和净化水。在南方,WPA的革新直接带来了伤寒症死亡病例的急剧减少。救灾工作紧跟着1937和1938年显得特别突出的洪水和飓风之后接踵而至。

同样值得注意到是,到1941年1月——在这个时候,WPA养活着1460家托儿所——提供了将近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儿童和成人缝制了3亿多件衣服。缝纫组构成了WPA女性雇员的大部分,在高峰时期聚集了30~40万人。该机构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们稍后将会讨论,不过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这一时期新添置了将近8,000万册图书,主要在中小学和公共图书馆。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WPA极大地增进了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整洁。在一个不那么切实的方面,WPA就业机会平等(不管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观念,也对实际民主的传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随便选择一份两个礼拜的活动记录,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幅政府通过WPA影响不同地区(特别是贫困群体)日常生活的略图。在1940年1月的两周时间里,有125万人参与了加入国籍、职业训练、艺术、保育及其他类别的活动;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种;25万人接受了内科和牙科的检查和治疗;100多万人出席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

起初,普通社群都为WPA欢呼喝彩,视之为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在它的阳光下,市政改善就有可能在市政赤字和穷困人群混合体的漫长冬天之后,再一次繁花盛开。“本地纳税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就能得到新的桥梁、公园、会议厅和公共高尔夫球场,正如米德尔顿出版社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那样,这的确是一种讨好。人们多少有点天真地把山姆大叔视为一个与老百姓的钱袋子完全无关的慈善之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可靠资金的期望,以及对更大经费的渴望,与老百姓的心里的一些担忧缠斗在一起,他们担心的事情有:官僚作风,对流浪汉的骄纵,以及州权的衰落。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WPA长期工的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企业反复淘汰所沉淀下来的人力精英。此外,不可避免的寄生虫也使得整个计划容易招致批评。例如,在1937~1938年不景气期间,当WPA从工厂购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衣物(既是为了给企业注入活力,更是为了分发给失业者)的时候,据报告,有些无权获得救济的人也领到了免费工装裤、衬衫、被褥及其他供应品。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7)


像任何分发恩惠给那些除了选票便一无所有的民众的政府机构一样,WPA也经常被指控收买善意,但WPA对选票往往紧跟利益这一逻辑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它的高层似乎一直牢牢地捂紧自己的钱包,并保持着干干净净的记录。然而,地方雇员未必总是这么小心。在1938年的选举中,WPA工作人员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所搞的一些活动,导致了很多不利的关注,以及1939年7月“哈奇法案”的通过,约束联邦政府所任命的官员从事“有害的政治活动”。

在WPA和PWA的注水泵机制下,私人企业一直落在后面。尽管联邦的建筑费用从1925~1929年间的1.88亿美元跃升到了1933~1938年间的16.3亿美元,但在后一时期,私人企业的建筑从未达到过大萧条之前的数字的一半。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所资助的一项细心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联邦公共工程对国民收入和商业活动总量的滋补效果小得令人失望。因此,注水泵机制的经济成果往往证实了这一时期新政批评者们的观点:让新政支持者感到满意的,仅仅是提升了雇员们的士气。

公共工程计划当然并不完美,其设计也不尽合理。像老百姓自己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一个长期问题。计划中很多的权宜特征,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优柔寡断的理论,就源自于这种乐观主义。事后看来,WPA花钱大手大脚,应对紧急救济灵活迅速,按说应该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出现。然而实际上,马车却出现在马之前。

1936年的竞选使整个新政在政府的观念中处于显要位置。的确,行政部门的活动似乎因为其规模和多样性,而提供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在这里,也就是山姆大叔不断为下面这些活动融资:商品的购买和出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管理通货和试图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儿童的饮食,排干沼泽,买卖不动产,赞助文学、戏剧、艺术和民间舞蹈,而且,一直在画赤字财政这个不断扩大的圆圈。反对派把他们的枪口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其集中的权力和垄断的形成,阶级对抗的结盟,以及向“神意政府”漂移,这样的政府,可以在晚期阶段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看到。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之下,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危险:当做“公共利益”来夸耀的东西,实际上会变成一个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么便是农民、工会劳工或者一大帮无用之辈的利益。

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打磨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苦干并节俭,善用他的空闲时间,他就能够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国的方式,它在今天就像过去一样正确。”嗅到了复兴的春天气息,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便本能地转向了自力更生这株老树根。这些人说,从来就没有人“通过每周工作40个小时”登上顶峰。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出版于1936年,注定要成为非小说类的畅销书,到最后共卖出了300万册,它来得就像一缕给人带来灵感的推销术的微风,这股风从蒂莫西•谢伊•阿瑟和奥里森•斯韦特•马登吹起,一直吹了很多年。而且,在这一年,美国制造商协会资助了一系列电影短片,批驳各种“主义”和做琐碎之事的不断增长的成本,拒绝承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尤其是提升《宪法》的威信。

在克里夫兰市开会的共和党领袖们在参议员阿瑟•H.

范登堡的话里发现了他们的团结纽带:“我只属于一个集团,它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这一政纲透露出了对新政服务型政府的观念所作出的重大让步。尽管它把“我国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做是经济安全的防波堤,但共和党也承认,社会有责任“对非自愿失业和老年人的依靠提供某种保护措施,以此促进人民的保障”,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的制度和配套资金制定标准。此外,“必须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更清晰地分离开了,救济的主要责任已经落到了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的肩上。应该以下列方式帮助农民:为水土保持支付津贴,提供充裕的信贷,非生产性土地退耕,以及联邦政府鼓励合作营销。应该允许劳工在“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涉”(包括官僚的干涉)的情况下集体谈判。共和党的政纲还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童工和血汗工厂为非法,保护妇女儿童免遭经济剥削,尽管最高法院(大多数共和党人将最高法院奉为自由的守护神)刚刚宣布纽约为妇女制定的最低工资无效,因为它破坏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因此表面看来堵死了各州规定工?条件的大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M.

兰登性情温和,缺乏自信,在个性上缺乏鲜明的色彩,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打这场选战,尽量不让对手赢得一边倒的压倒性胜利。





《大萧条时代》 公民及其政府(8)


民主党人以新政作为他们1936年竞选的基本政纲,在费城大会上全体起立,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再次提名罗斯福,然后坐下来聆听提名演讲,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并迸出了一句挑战性的短语:“经济上的保皇党人。”在竞选活动中,他的守护神似乎是“老山胡桃”①——而不是杰斐逊——的鬼魂。这是一场人民对金钱利益集团的更粗犷的选战,在选举日,为了好运,罗斯福佩戴了杰克逊的那根粗重的金表链。他的最富有战斗性的一场演说保留给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他先是回忆了“在股票行情收录器面前的疯狂九年,以及站在等待分配救济队伍中的漫长三年。沉浸在海市蜃楼中的狂热九年,以及陷入绝望的漫长三年”。接下来,他说:“今天,强大的影响力在努力恢复这样一种政府,它的信条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共和党人的反对让他兴高采烈:

在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哪些势力像今天的他们那样,如此团结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全体一致地憎恨我——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我想这样说到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与贪权的力量有了他们的对手。我想这样说到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力量则遭遇了他们的师傅。

一篇关于选举经费的选后分析——共和党人花了将近900万美元,民主党人是525万美元——充当了这番话的注解。在1928年和1932年,银行家都属于民主党钱包的最大捐助者,而在1936年,他们的造反是十分显著的。投资公司的头儿,钢铁和化学品巨头,连锁店和邮购公司的执行官,像出版家赫斯特和石油商J.

霍华德•皮尤这样的个人,全都慷慨地把资金倾注到共和党人的保险柜里。而另一方面,电影制片人,剧院老板,酒和烟草利益集团的公平代表,以及专业人士和有组织劳工的很多成员,则让民主党人的腰包鼓了起来。背后站着数百万农民——不种庄稼也能得到报酬;另外还有数百万领救济的人——他们啥也给不了总统,除了爱——当然,还有选票。

罗斯福以高票获得连任,这样的胜利,现代美国的任何其他总统都不曾赢得过,他赢得了将近61%的普选票,而这场竞选所吸引到的选民比1932年的选举多出了将近600万,在1932年,他也只不过得到了57%的普选票。民主党人席卷了46个州。罗斯福的死对头当中,最不服气的是赫斯特,在选举结束几天之后,他才万分不情愿地承认,美国历史上除了杰克逊之外还没有哪个人享受过“同样压倒性的普遍吸引力和普遍的胜利”。

在行情看涨的情绪中,总统打算迫使他的老对头——最高法院——居于下风。从1935年初开始,最高法院就毫不含糊地开始对新政立法的那窝幼崽给予致命的打击:不仅仅是NRA、农业调整法案、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以及试图稳定烟煤矿的劳动条件的加菲-施奈德法,甚至还有像为雇员发放养老金的铁路退休法这样看上去很清白的措施——该法案最终被判定为与州际贸易无关,是“通过拿一个人的财产给另一个人”来否定适当的法律程序。大法官哈兰•F.

斯通、路易斯•D.

布兰德斯和本杰明•N.

卡多佐通常自命为自由主义异议少数派,有时候(比如纽约的女工最低工资法被裁定无效的时候),首席大法官查尔斯•E.

休斯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最高法院另外5位大法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这一时期的一本被广泛阅读的书、爱德华•S.

科温教授的《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1934)认为:法官已经成了社会进步最大的绊脚石。

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认为的,1937年2月,他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官席,并声称,老态龙钟往往会妨碍商业的步伐。按照他的计划,对于每一位年届七旬仍未退休的大法官,应该额外再任命一位大法官,直到最高法院总共有15位成员为止。当时6位70多岁的大法官当中,只有布兰德斯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

这个要“塞满”最高法院的提议引发了一场群情激昂的骚动,让国会淹没在来自几个立法机关的书信、电报和愤怒的抗议之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堆“保护我们的自由委员会”、“为了美国协会”之类的组织。对憎恨罗斯福的人来说,反对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有很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这些人真诚地担心:宪政理想正受到个人统治的威胁。在很多人的眼里,罗斯福的策略看上去既轻率冒失,又躲躲闪闪,保护“九老帮”这一集体象征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了。1937年4月,一次盖洛普民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支持修正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在70~75岁之间退休?”结果是,肯定答复占到了64%,但在6月,在回答“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询问时,反对者以58%的多数赢了一个回合,9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68%的人反对他的“扩大最高法院之战”。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动手拆了变革鼓吹者们的台,与此同时公开站出来面对怀疑者,为它超凡脱俗的公正客观辩护。大法官欧文•J.

罗伯茨如今把他的分量转到了自由主义的一翼。首席大法官休斯的忠诚似乎也越来越稳固。因此,最高法院支持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除此之外,它还维持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及社会保障法中关于失业保险税的规定——全都是以5比4的票数通过的。大法官威利斯•范•德温特的辞职,立即让罗斯福能够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参议员雨果•L.

布莱克,从而确保了新政能够赢得较大差额的胜利。

与此同时,1937年8月,参议院否决了总统改革最高法院的提议。罗斯福尽管没能完全如愿,但他达到了他的目的。第二年,回顾这场论战,罗斯福把它视为“赢得了一次战争的一场败仗”。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新的态度,完全可以引用1938年的一份裁决来加以说明,这份裁决认为,PWA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与私人机构竞争的配电线路。就这样清除了罗斯福的革命之路上最强大的路障,最高法院开始把它的嘉奖给予很多的新政改革。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1)


正如他们曾看到大萧条各自的一面一样,城市居民和农民也是从不同的视点来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觉到的是被经济灾难给死死攫住,比小镇或乡村社群更长时间地、更牢固地被失业和饥饿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仅10座最大的城市就占到了全国接受救济的可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济的组织工作往往比小镇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状态下,接受嗟来之食时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对于自力更生和粗犷的个人主义更少顾虑。在20世纪,城市已经成了创新和改革的温床。除了观念的迅速发酵、组织化劳工的力量,以及经济上的看得见的阶层化之外,另一个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连根拔起的状态。如果他来自一个小镇、村庄或农场,这个事实本身一般会给他打上进步主义者、非国教徒和不满现状者的烙印,更常见的情况是,其影响就是剥去了附着在他的根上的习俗沉积块。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于外国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被在农村生活的人怀疑是跟“美国方式”背道而驰的观念,他往往感觉不到顽固的偏见。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济、社会保障和住宅计划,其最热烈的支持者,莫过于大都市中心,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几次成功的连任竞选中,他扫荡了城市的选票——即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很多农民开始抛弃新政的时候。

减轻贫困房主的负担,为低价型住所清理贫民窟,是把联邦权力密切地带入城市人生活中的两项活动。政府(主要是市政府)先前已经以限制性立法的方式进入了住宅领域,比如建筑业法规和分区法令,但在这十年,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它担负起了积极的角色,先是提供低息住宅贷款,然后以低地租的方式刺激新的建筑。

为了对贫困房主实现比胡佛的住宅贷款银行更直接的救济,1933年6月,新政创设了房主贷款公司(HOLC)。所有贷款以5%的利息再融资,15年还清;必要的维修在监督下进行,其费用增加到贷款中。在其发放贷款的那段时期里(1936年6月结束),HOLC共发放了100万笔贷款,总额高达30亿美元,承担了美国城市房屋抵押债务的大约六分之一。到1937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数字——1926~1933年间翻了四倍——降到了1933年的一半,数十万家庭免于被赶出家门。

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满足一个更大的、更迫切的需求领域。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就职演说中提到了“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差、穿得很差、吃得很差”,他们很少拥有不动产,或者说没有机会面对HOLC,也不会得到建筑信用合作社的关照和住宅贷款银行的帮助。这一状况促使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像新政的很多措施一样,住宅行动也一直着眼于复兴——希望刺激民营建筑业——和改革这两个孪生目标,而且越来越强调后者。1933年6月,PWA设立了紧急住宅司,为在亚特兰大开始的改造计划筹集资金,在那里,11个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街区成了“铁克伍住宅计划”的宅基地。克里夫兰市臭名昭著的“威士忌岛”廉价公寓区被彻底清除了,以支持PWA的一个被称做“湖景露台”的项目。在芝加哥,“简•亚当斯住宅计划”增进了“赫尔之家”的创始人长期为之效力的社区睦邻运动。所有项目当中,最大的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住宅计划”,它以令人愉快的现代公寓取代了12个贫民窟街区,容纳了将近6,000人。另一方面,新奥尔良的两个很有前景的冒险计划,在1935年休伊•朗控制的立法机关在地方政党领袖的压制之下把它们扼杀之后,被PWA给划掉了。

平均租金是每月26美元,如果租住家庭的收入增长到了这笔费用的5~6倍的话,就会要求它离开。这些租金满足了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而不是非常穷的人的需求;但就连这样的价格,实际上也是伪装起来的津贴,因为对于高达每间房1,700美元的工程造价——这是PWA的“耐用性狂热”所带来的后果——来说,收回成本的前景十分渺茫。在1937年11月终止之前,这一计划发起了大约50个开发项目,包括将近22,000个居住单位。

与此同时,1934年6月,“全国住宅法”创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主要是为了帮助房主筹资维修、翻新、扩大现有住宅,刺激联邦抵押保险的民营建筑。利率适中的贷款担保,坚持要求执行某些建筑标准,以及专家级的工程和建筑建议,都属于PHA最有益的特色。到1940年底,它担保了1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造300万个居住单位,将近30亿美元用于建造60幢小住宅和300个出租项目。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2)


1937年,随着“瓦格纳-斯蒂格尔法案”——它创立了美国住房管理局(USHA)——在8月的通过,批评者对低价住宅问题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该计划面对着大量未完成的事情。根据内务部门的权限,USHA借贷或划拨(不那么普遍)5亿美元(后来增加到了8亿)给地方住宅机构,在联邦的计划和监督下,用于贫民窟的清理、修缮和新建。地方政府被要求对运作成本担负一定的责任,通常是以豁免地产税的形式。该机构吸收了早期的一些住宅计划,并把它的努力直接对准了提供适度的住宅成本上——每间房不超过1,000美元,在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增加到了1,250美元。租赁被限制在年收入不超过1,150美元的家庭,有时候低至北方600美元、南方300美元。

就这样,一场针对廉价公寓的战斗打响了,对象有:芝加哥的卢普区,纽约的“地狱厨房”,圣安东尼奥市墨西哥穷人住的“畜栏”,以及全国各地的“罐头巷”和“穷人街”。最大的窗户空间,阳台,草坪或绿化带,以及运动场,全都是新时尚。最显著的受益者当中,包括城市里的黑人,无论他住在孟菲斯和新奥尔良的“方舟”(即避难处),还是在哈莱姆区的贫民窟,那里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每英亩230人,有一段因为肺结核的蹂躏被称做“肺街区”。在这一时期,由联邦筹集资金的低价房当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居住单元——北方和南方约为47,500套——为黑人所使用。即使是这样的数量,也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但这是一个勇敢的开始,导致研究美国种族问题的瑞典专家冈纳•缪尔达尔声称,USHA给黑人“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其他任何重要的联邦福利机构”。

USHA局长内森•施特劳斯欣喜若狂地写道:“1939年,100年来第一次,美国的贫民窟停止了增长,而且缩小。”并指出,按净价计算,联邦政府平均每年为每一户家庭拿出了大约120美元用于住房。到1941年1月,将近20万家庭单位得到了供应,而且逐年向更低收入阶层渗透。然而,在USHA的活动范围之外,早期的批评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事实:联邦住房计划的受益者往往是较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而不是真正底层的贫困群体。例如,1940年,新的住房贷款人当中,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0%,低于1,500美元的只有5%。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只好偶尔尝试进入中等低价领域。1938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为中低收入的纽约人着手搞一个很有吸引力的500万美元的项目,后来把这一投资理念扩大到了其他社群。另外一些公司也开始为雇员发起模范住房计划。

1939年,大萧条开始以来第一次,住宅建设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但缺口依然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第二年,依然有400万间的缺口。1941年,由于国防需要,纯粹的私人住宅建设实际上被禁止了,而国家的所有建筑资源全都倾注到了飞机厂、造船厂和军需品厂等附近的紧急住处的建造上,以及更迫切地到了工业建设上,直至后者达到了1920年最高水平的两倍。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点变得很清楚:国防的不足、军人的结婚、人口迁移导致向工厂地区集中,以及尤其是几十年来的衰退和欠账,全都结合起来使得美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者和居住条件恶劣者。

最现成的回答是活动板房。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人们对这种活动板房报以狂热的欢呼,然而到1936~1937年间,只有大约50家公司在生产活动板房,它们的年产量总共不到1,000间。主要的障碍包括:限制性的建筑业法规,来自行业的反对(置换、房地产和抵押利益集团都试图保护现有建筑免遭废弃),以及(大概像其他障碍一样要命)人们关于家看上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老观念,这一新生的产业未能实现令人满意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

另一个重要发展涉及到城市规划运动。对城市规划的强烈兴趣,繁花盛放于20世纪20和30年代,凋零于大萧条打击之下的枯萎枝头。到1933年,市、县和地方的城市规划部门当中,至少有45个被直接废弃了,大约130个据报告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被认为是“花架子”而正式宣布解散。但是,有了新政的公共工程和住宅计划,有了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继任者的热情鼓励,这场运动再一次活了过来。到1940年,规划部门的数量达到了1,100个,几乎是1920年代高峰时期的两倍。实际上,所有立法机关都设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超过一半的州还批准成立了县规划机构。公园、运动场、分区布局、“烟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运输和公用事业网络,都属于它们关注的基本问题。

市政工程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即使是在大萧条的深渊中,这个问题也没有丝毫的缓和,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美国人跟他们的汽车几乎是难分难舍,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兴衰变迁。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据估算,为了维护城市交通的运转,纳税人每年要支付20多亿美元的代价。增加红绿灯、指挥塔、停车道,错开上班时间以减少交通堵塞,都充当了缓和剂。停车计?收费曾风行一时,尤其是在中等规模的城镇,但效果并不比超时停车罚款更好。地下和屋顶停车场——都是代价不菲的解决办法——在更大的城市里发展迅速。但是,面对来自商人的反对(他们害怕失去曾经被称为“马车生意”的上层顾客),市政当局不愿意颁布法令,把停车场扩展到闹市区。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3)


然而,在某些方面,内燃机的社会力量,与有着强大向心力的蒸汽机时代完全相反,汽车时代与电气时代相结合,产生了散布性的影响,使一个人工作的场所与他睡觉和游戏的地方分离开来。不断增长的交通流量,每天早晨川流不息地流入都市的峡谷,黄昏时分再流向郊区的丘陵溪谷,为这一变化作证,同时也提出了它自己的速度和管理的难题。这一上下班往返的交通网络,从城市向外辐射,然后加入到不断上涨的货运交通的滚滚洪流中,预示了城市规划中的一个终极两难——没有公路的城镇(它的住宅区阻挡了大规模的旅行)和没有城镇的公路(有地下通道和高架天桥用于干线交叉)。30年代后期,随着公共工程计划的铺开,出现了高速公路的大量繁殖。随着风景造林和供人们野餐或游览的临时区域的出现,这些高速公路一方面美化了郊区景观,同时又通过进出坡道的系统和立交桥或其他有独创性的设计,使得汽车交通更加快速,更加安全。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建筑业超级社群的分散化,它们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超出了地方政府和税收的边界之外,它们的权力“在很多方面都比现有的政治州更现实”。在1930年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在96个大都市区的核心城市中,其市内人口只增长了五分之一,而其边缘地区的人口却增长了将近五分之二。这一趋势在30年代得以继续,大都市区的数量从1930年的133个,增加到了十年之后的140个,到这时,它们的中心区共有4,200万人口,外围有2,000万人口。因此,尽管美国人不可救药地被都市文明所吸引,但他们也表现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希望逃离都市的核心暴政。

在城乡之间的地带,市民们希望两边的好处兼而得之。在20世纪30年代,尽管全国人口只增长了7%稍多一点,市区人口增长了8%,农业人口几乎维持不变,而乡村非农阶层却跃升了14%。往返列车和巴士及私人汽车,健康、愉快的户外生活的诱惑,以及大萧条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更多的闲暇,都是重要的因素。主要受益者是老婆孩子,而不是养家糊口的丈夫;郊区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母权制。

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渴望有一方立锥之地的贫困城市居民,联邦迁居管理局在它1935年创立之后不久便设计了三个“绿化带城镇”,作为示范单位。在农业部副部长雷克斯福德•G.

特格韦尔的指导下,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规划了一些较低租金的社区,每个社区大约可以容纳800个家庭。一些极小的地区规划的样板——它们避开了干线公路并利用了阳光、运动场和公园——使得这些居民点对孩子们来说几乎是理想的住所。每一个村庄——有邮局、商店、学校、社区活动中心、供水系统及其他方便设施,主要是由WPA劳工修建的——被农场和林地所环绕,为城市工人提供了花园式家庭的生产性资源。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郊区中心场地作为联邦规划的范围而被发现了。对新政反对者来说,这些计划有点“集体主义”的味道,1936年,一份不利的法庭裁决导致第四个项目(在新泽西州邦德溪市附近)被放弃,立即让整个计划陷入危险的境地。

迁居管理局(这家机构1937年被并入新成立的农业保障局)也关注其他类型的需求。比方说,FERA所做的一项乡村问题研究发现,在30个南方县,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救济家庭生活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子中。甚至有很多不领救济的家庭——谷租佃农,从伊利诺斯到佛罗里达的冲沟地和侵蚀地的拥有者,以及大平原的炎热和枯竭地区的耕作者——生活也好不了多少。无家、无地和无业的家庭,一直在寻求廉租、低税和容易上救济名单的地方,他们越来越多地迁往农村,定居农村的移民者在大萧条年间的增长,比1924~1930年间的增长速度快两倍多。在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这样一些地方主要吸引的是来自城里闲置工厂的人,在南方主要是佃农阶层,在中西部主要是干旱受害者。

迁居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有机会从不好的地方搬到好的地方,把沮丧和依赖转变为自力更生。“渗透”类的项目帮助了那些束手无策、一贫如洗的乡村家庭用联邦政府的长期贷款去购买散落在优良农业地区核心地带各处的单独农田;“社区”类的项目则是由联邦政府征购相对较大的土地,再进行细分,让个人去租赁或购买,常常伴随着一整套新的方便设施网络的发展,像公路、学校和自来水。很多这样的农民因此离开了他们贫瘠而枯竭的土地,而政府则把这些土地买过来,再把它们转变成森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牧场、公园或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这些计划为大约1万个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为大约4万个人提供了谋生之道。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4)


由于贫穷农业人口的困难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贫瘠枯竭的土地,而且还有管理糟糕、信用不足和债台高筑、无知、干旱、洪水和害虫——任何单一的处方都不能包治百病。最不幸的受害者是那些失了业的农场劳工,城市不需要他们,因为城市本身就有数百万的失业者。这样的工人,联邦和各州关于工资、工时和失业保险的法律,以及新政的集体谈判保证,都没有让他们受益。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只有4个州才好歹有点工人意外伤害赔偿金给农业劳工,尽管他们的工作危险性并不小。

大萧条的缓冲作用,稳步发展的农业机械化,以及由过剩(跟匮乏同样令人绝望)所带来的自然震荡,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30年代有350万个家庭——美国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接受公私救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美国生活的新起点,一个长期以来咬紧牙关、坚持独立的群体终于举手投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乡村贫困得到充分认识之前,大萧条的早些年还见证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传统人口流动的一次逆转,仅上一个十年,传统的人口流动就让城市净增了600万人。1930~1933年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这样的流动突然放缓了,并且,实际上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倒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离开了大都市的人行道,到乡下的亲戚朋友那里去避难;食不果腹的家庭试着自己动手种点粮食;西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的失业矿工们回到了他们古老的边缘土地上。在1932年,农村人口净增了将近30万人,到1935年,大约有200万5年前还生活在城里的人如今生活在乡下。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往后,老的趋势得以恢复,尽管速度是如此迟缓,以至于整整十年,城市新增人口还不到20年代的一半。这个过程与经济复苏的缓慢上升是合拍的。也正是在这之后,随着本地人的返回,乡下人越来越无趣,而且,对灯红酒绿、电影和抽水马桶的回忆,甚至比对干草和苹果花的记忆更令人怀旧。此外,当救济和公共工程都转到了联邦政府手上的时候,乡村生活显示出了另外一些不利。乡下通常更难获得帮助,家庭所分配的东西也更少,乡村放逐涉及到居住需求的丧失。因此,很多人都采取折衷的办法,在人口中心的郊区安营扎寨。而且,像从前一样,城市的召唤继续不可抵抗地在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耳畔回响。

传统上,农村家庭通常儿女众多,而他们当中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市区成家立业的人所占比例也很高,在这二者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依然在充实着城市的血管。在30年代,大约有150万年轻人从农场和乡村移民到更大的社区中。关于选择性的因素,尚没人做过真正科学的研究,但威斯康星州社会学家爱德华•A.

罗斯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传播的观点,当时,他把那些已经枯竭的地区比做“主要因为鲶鱼和亚口鱼而被捕捞殆尽的池塘”。

子女最多、败得最惨的是谷租佃农。在地主与佃农关系的阶梯上,他们属于最低一档。现金地租是最有价值的,佃农用它来提供流动资本、支付固定地租、保持所有利润。现金地租在“梅森-迪克逊线”以北——1930年包含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佃农——相当普遍,而在它的南边却几乎不为人知。用收成的一部分交地租(地主支付某些生产费用,佃农提供劳力、牲口、工具和种子),以及用一定比例的可销售作物支付地租,在北方和中西部都是最常见的方式。还有一种类似的资产与利润分享机制,被称做家畜共享出租,在中西部各州的乳品业和养牛地带很是盛行。

但在棉花王国,盛行作物租种,佃农通常只需贡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得到的回报是他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贫穷的佃农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的话就求助于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这些贷款经常相当于常年的施舍,使倒霉的债务人沦为实际上的做工还债者,在那块像自己一样被残酷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很多地主发现白人更不听话,于是便开始优先选择黑人,他们对计算更糊涂,对东家更顺从。白人佃农因此被迫沦为农场劳工,或者随季节的变迁而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养的方法因此助长了丢三拉四的浪费,很少人想到保存土壤,修补屋顶或栅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社区的社会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扎下根来。“那有啥用?除了生计,我啥也得不到。”这句话成了对所有批评的常备回答。

租佃在南方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初,这一制度传播到了种植玉米的地带,到1940年,伊利诺斯、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等州的佃农比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佛罗里达还要多。但在中西部,这一安排并没有导致普遍的不幸。事实上,有些农场经营者选择把自己的资本投在设备、而不是土地上,而另一些人则从受雇的劳工起步,稳步上升,成为佃户,再由此成为地主。?而,大萧条的冲击却驱使全国各地大批小地主沦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稳定状态,1930~1935年间,有75万个农户由于丧失赎回权和破产拍卖而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在1932年和1933年初,从南北达科他,到俄克拉荷马,绝望的农民聚集起来,要用义务警员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财产,当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为一头母牛或一台收割机而进行名义上的竞价的时候,就去恐吓他们。在达科他州的勒马斯市,农民们把不妥协的县法官从他的法官席上拖了下来,然后用一根绳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了过去。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爱达荷等州的州长发布公告,反对强行拍卖,几个州的立法机关手忙脚乱地通过了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这些法律抢先于1934年6月通过的弗雷泽-莱姆基法案(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不过以意图相同、但更温和的法律取而代之),该法案把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了5年,条件是,涉案农民在此期间应支付联邦地方法官所定的租金。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5)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但耕地的剥夺依然是租佃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937年初,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报告,过去十年来,佃户以每年新增40,000个的速度在增长,以至五分之二的农民都成了佃户,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属于这一阶层。紧跟着这次全面调查之后,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请求制定一项计划,以改进佃农、谷租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

在这种紧迫性的背后,也有着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所刺激起来的公众兴趣,这些作品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后来被改编成了戏剧,创下了这十年的票房纪录),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跪》(Kneel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这位乔治亚州人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照片文献。还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农的故事则是通过威廉•福克纳的那些尖锐的长篇小说、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这样的电影,或者霍华德•W.

奥德姆、阿瑟•雷珀、鲁珀特•B.

万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们在乡村社会学方面所作的扎实研究。

在背后,还有南部佃农联盟的抗议和鼓动,这个组织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农在阿肯色州组织起来的。其种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进主义气味一样,把普通的棉农吓得够呛。但是,尽管有鞭挞和夜袭——这些让人不由得想起三K党,南部佃农联盟到1937年还是发展了大约35,000名成员,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个节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在华盛顿维持了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帮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济地位最卑微、处境最艰难的农场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了农业保障局(FSA),最初一笔拨款为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万,第三年是4,000万),向农业劳工、谷租佃农及其他贫困佃农提供为期40年、利息为3%的贷款,以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所。从一开始,申请人的数量就远远超出了现有资金的能力。还款非常及时,平均超过了97%。FSA还发放小额贷款,用于跟债务人清算债务;帮助度过洪水、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时期;设立乡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服务,包括为贫困社群提供团体医疗服务。作为附带的、但却很重要的服务项目,FSA的县监督人还要给借款人上课,教他们节约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生产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标准,同时还有家庭经济顾问指导农民的妻子使用高压锅,以及制造罐头的科学方法。FSA另外的活动还包括管理161个宅地项目,作为示范和试验,其中有些项目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在迁居管理局及其继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间,总共大约有125万人被给予某种形式的金融帮助,为自力更生做好了准备。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租佃到所有权的适度逆转清晰可见,特别是在南方白人中间。FSA自然无权独揽所有的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拉动是强有力的。新政为了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这些努力,决不是联邦政府与农业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农村的3,200万人当中,典型的家庭既没有接受救济,也不像绝大多数佃农和季节性劳工那样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然而,独立农户的命运也并不是什么好运。多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的长期萧条,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产过剩这把利剑砍入了农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包围,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低价卖、高价买;缺乏资本让他们的农场实现机械化,以便跟上大生产者;干旱和土壤损耗。另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消费者的品味始终在变化。棉农们苦苦思量的,不仅有一些新兴地区(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东方和南美)更廉价的产品,而且还有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饮食习惯,有一点很清楚: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当中逐渐流行。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6)


诚然,某些农场经营者吃得更好。在维生素运动的帮助下,柑橘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在1920~1940年间将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多亏了健康教育以及日益为城市居民所热衷的易消化饮食,乳品行业的销售总额高达1,355,000,000美元,高于肉类产业的任何分支,也远远超过了任何农作物。同样,商品蔬菜园主也受益于下面这个事实: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费量是50年前的两倍。但是,在淡季、旺季的兴衰交替中,大多数农民总是嘟嘟囔囔地抱怨:他们——那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小的生产者——控制了自己产品的价格。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都曾试图面对这种抱怨。

第一项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1929年6月15日通过的农业市场法案,创立了联邦农业局。通过创办农民合作社和金融稳定公司以购买和控制剩余产品,农业局希望稳定农产品价格,削减中间商的丰厚利润,但它陷入了两种糟糕的误算。首先是世界萧条的紧迫;其次,其降低产出的口号(“种得越少,收得越多”)并没有让普通的、手上长满老茧的个人主义者转变观念,他们抱着获利的希望加快了生产,丝毫不理会自愿控制,这样就迫使价格更低。农业局的运作(主要小麦和棉花上)花掉了3.4亿美元,喂肥了投机者,但丝毫也没能阻挡住雪崩。

1931年,当南方的棉花收成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的时候,农业局绝望地建议:把正在生长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还是被过剩所淹没,在后来指责翻耕的反新政批评者当中,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想法曾经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到1932年仲夏,棉花卖到了5美分以下,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终于,人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局要求立法,允许联邦政府控制农业产量,结果白费力气。到头来,在折腾了两年之后,农业局放弃了努力,并提出把它收购的剩余产品送给红十字会。然而,它的经验教训被新政所牢牢记取。

典型的农夫——他们相信埋头苦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解毒剂——在大萧条的驱策下,表面上干活的时间更长了,并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干。然而,其经济效果却让人更加灰心丧气。1932年,多半是美国农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握紧了反抗的拳头。这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全国农民假日协会(1927年在爱荷华州成立)宣布“放假”,直至价格恢复。在脾气火爆的迈洛•里诺的带领下,假日协会实际上把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苏市给包围了起来,他们封锁了道路,不许警察巡逻车进入,把牛奶倒入排水沟里。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以及南方和东部的不同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然而,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1933年5月初,他们的困境丝毫没有减轻,这些四面楚歌的农民投票支持举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但在最后的关头被取消了,为的是给新政计划一个机会。

1933年3月27日,总统把所有农业信用机构——包括联邦农业局、农业贷款委员会以及RFC的某些职能部门——合并到了一起,组成了农业信贷管理局(FCA)。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按比例缩减他们的抵押贷款并支付利息,结果是(在总体经济复苏的支持下),到1936年3月10日为止的一年时间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贷款只有2%,而相比之下,1933年这个比例是3.9%。

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俗称“三A法案”)开始了农业经济的新时代。为了提升价格,该法案规定了7种基本农产品——小麦、玉米、棉花、猪、稻米、烟草和牛奶制品——的“调整后的产量”,后来在某种政治压力下,又增加了另外9种农产品。自愿与政府结成合伙关系以减少过剩并因此提高剩余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生产者,都会根据他的受限配额而得到“利润补偿”。比小规模种植者反应更迅速的大规模种植者,比目不识丁者手脚更麻利的知书识理者,都在这一计划的后面排好了队。1933年初夏,农业部门的代理人走进了数百万农民当中,宣传作物产量控制的福音,直到非国教徒对汹涌澎湃的皈依者感到不安。终于,集体行动蔓延到了农业社群,人们普遍认识到:营销问题眼下比生产方法更加至关重要。

就好像要把他们新的信仰提升到英雄的高度来加以检验一样,AAA要求几百万生产者做一件违背他们最深刻本能的事情:毁灭他们的劳动果实。1933年夏,南方棉花种植者正准备从4,000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一次大丰收,这意味着至少有1,600万捆棉花被添加到近几个收获季所留下的庞大库存当中。虽说阻止种植已经为时晚矣,但AAA还是派出了22,000个代理人(主要是志愿者),劝说农民把他们四分之一的种植面积翻耕掉,作为回报,农民们将得到每英亩6~20美元的现金。他们同意了,翻耕了1,000多万英亩耕地。

新闻媒体报道,当南方的骡子(它们被训练得习惯于在两行棉花之间行走)拉着毁灭之犁从棉地走过的时候,它们拒绝踩踏正在生长的棉花。骡子的主人起初似乎更温驯一些,但到?第二年,事实证明他在签约限产时也有这么倔强——他希望能够收获正在上涨的价格所带来的利润——以至于国会不得不在1934年通过了班克黑德棉花控制法案。通过对超出种植者配额的纤维制品征收重税,该法案把一项强制措施引入到了AAA;它的伙伴、克尔-史密斯烟草控制法案,对南方的另一种原材料的生产过剩征收了类似的重税,1933年也对它执行了类似的翻耕措施。





《大萧条时代》 变革中的城乡(7)


1933年,小麦歉收的前景使得这种农产品免于被毁,但在种植玉米和养猪的地带,两美元一头猪的灾难性前景,加上第二年春天的玉米减产计划,决定了600万头小猪和种母猪在劫难逃。农业部长亨利•A.

华莱士写道:“公众不喜欢宰杀猪仔的想法,这是预先就知道的定论。”华莱士从前是爱荷华州一份农业杂志的编辑,后来从共和主义皈依了新政。尽管他把毁灭农产品视为“对我们的文明所作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注释”,并发誓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令人绝望的形势,为孤注一掷的疗救措施提供充足的根据。新政参与者们认为,比起1930~1932年间“翻耕”掉数以百万过剩工人的工业政策来,有更正当的理由为农业限产辩护。

这次大屠杀产生了1亿磅腌肉,是政府掏钱加工的,并通过联邦剩余救济公司分发给了失业家庭。同年秋天,该公司购买了1.6亿蒲式耳小麦,被磨成面粉分配给被救济者。1934年,在24个遭受旱灾的州收购了700多万头牛。尽管被翻耕掉的棉花当然是不可恢复的,但联邦政府库存的棉花被加工成了褥子和衣服分发给了失业者。到1935年末,这家机构为了诸如此类的目的共花掉了3亿美元。

1939年5月,一个被称做“食品券计划”的项目,从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始实施,到1940年末传播到了100多座城市,该计划旨在把过剩的水果、蔬菜、猪肉、黄油和鸡蛋分配给贫困的消费者。接受救济者每购买一张价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价值50美分的蓝色券,可以凭后者(最终被政府赎回)到食品店换取眼下被指定为“剩余农产品”的商品。类似的“棉花券计划”于1940年5月从孟菲斯市开始,一直只是地方性的。剩余农产品的这些五花八门的用途,往往被AAA的反对者所遗忘,而只是一味地批评它的财政补助和统一管理,以及它在1933年的破坏性割刈。

时间和最高法院在1936年初的不利裁决,给AAA带来了一些变化。有些农民(他们当中有一些偏远林区的传教士)坚信,作物控制就像生育控制一样不道德,并把1934年的干旱看做是上帝对翻耕棉花的惩罚;但大多数人都嘲笑最高法院关于“州权”的争论,他们问:市场、大风和洪水是否会尊重各州的边界线呢。在两位社会学家采样的96个农业社群当中,司法废除仅仅在其中的一个社群被“平静地”对待。为了回应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国会在2月制定了“土壤保护和国内农作物种植分配法案”,取消了农产品加工税(最高法院反对这一做法),把工作重点从减少农作物产量转移到了土壤保持上来。